王德芬今年九十有五，堪称瑞金医院的“活化石”，也是儿科泰斗，至今还保持着每周两个半天的专家门诊节奏。说是半天，其实是上午8时持续到下午，诊治十余号患儿，其中不乏疑难杂症。

　　本报特邀医学人文公众号“晔问仁医”创始人唐晔先生专访王德芬，听她述说儿科的发展、从医的感悟。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不见龙钟老态。她小小的身躯里，居然就像蕴藏着无穷的能量。“和患病孩子在一起就是不易显老，儿科医师都这样。”她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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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我出生在天津，今年95岁了。

　　说来很巧，我的执医生涯和建国70年比肩，我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成长、成熟，步入盛世，也见证了瑞金医院的新生与腾飞。

　　解放前，广慈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连正式的护士都没有，只有教会修女嬷嬷。遇到危重病人，常不是先喊医生抢救，而是先点“圣水”，缺乏基本的医学常识，没有正规的转诊制度。那时儿科住院病人多为天主教兴办的孤儿院里的孩子，营养不良，疾病缠身，奄奄一息。

　　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我正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实习。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五六点钟的样子，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走出医院的时候就惊呆了——靠近宿舍的沿街马路沿上，坐了一排穿军装的解放军，抱着枪休息，不扰民，秋毫无犯。天真的亮了——解放军进城了，上海解放了！

　　上海解放后的那几个月，我们年轻的医生都很兴奋，还带着部队干部去接管国民党的附属医院。10月1日，我在医院里没办法去游行现场，就听无线电里毛主席带着湖南口音的声音：“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热血沸腾哦，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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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从医生涯，始终不能忘怀的，是我的老师高镜朗教授。

　　高镜朗教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被誉为儿科医学界的一代宗师，与诸福棠并称为“南高北诸”。他1930年回国后，开设沪上最早的私立儿童专科医院——福幼医院。

　　遇到高教授的时候，我刚刚毕业，分到儿科不久。当时的广慈医院还是教会医院，病人常是一车一车从孤儿院和慈善机构送来的孩子，疾病缠身，奄奄一息。遇到不能处理的有家属的危重病人，只能请会诊，请的最多的，就是福幼医院的高镜朗教授。

　　这个医生真好啊，每一次，他在自己的诊所看完门诊，再到广慈医院帮我们解决问题。第一次接触就令人印象深刻，50多岁的他，尽管医术高超，但丝毫没有架子，非常愿意和年轻医师们慢慢分析一个个病孩的全部情况，头头是道，像讲故事一样讲医学的道理，所有人听得津津有味，晚饭都忘吃了。请过高镜朗医生会诊几次以后，我科主动向医院领导提出，请高教授来儿科主持工作。高教授也很乐意进入大医院，在教学医院做更多工作，双方一拍即合。1952年，高镜朗教授放弃了私人开业，成了广慈医院儿科主任，也就是我的恩师。

　　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但医术高明、经验丰富，而且医德出众，对孩子非常耐心，永远不会厌烦。对暖箱内几个月的早产儿，我们小医生常毫不经意从暖箱上方打开盖子进行听诊检查，就会受到他的批评，并授意我们，应该从侧面小门打开暖箱，并把手、听诊器捂热了再小心地伸进去，这样才能把热气锁在箱里面。这些细节，以后都让我铭记于心，也都传授给我的学生。

　　我记得最清楚的例子是，一个小患者，在家剧烈腹痛，家人自服一种不知名的地方草药后，肠道排出一盆蛔虫，腹痛旋即消失。老师要求我寻根究底，了解所服何药及病情发展的来龙去脉，甚至亲自带我去患者家里，仔细探访家属，了解周边情况，这种抽丝剥茧、亲临其境调研的精神使我感受极深。最后，我们查出当地百姓常吃一种楝树树根的皮——就是这种树根皮煎成汤药吃了以后有驱蛔虫效果。我们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这种草药，并和二医的药理老师一起做实验提取有效成分，证实对治疗儿童蛔虫非常有效。

　　有一次，我值夜班，急诊收治了一位病因不明、全身发紫绀的小患者，但并无呼吸困难且神态自如，无丝毫病痛，经简单输液做常规处理，翌晨，患儿即面色红润、欢蹦乱跳，我心中困惑：“究竟何病，显示此微妙神速的转机？”未久又遇一位病况类似的患儿，我不得其解，向高教授求教，老师说：“对偶发或稀有罕见疾病，不仅要了解患儿情况，也需了解家庭及周边环境的有关因素，进一步实地调查。”

　　于是，我再一次跟随高教授走访患儿住所，并挨家挨户询问生活饮食情况、查看居住环境，最终定位了可疑病源——可能与居民长期大量食用一种用烂青菜所制的腌菜有关。为进一步求证，我在自己家中照法做了几坛腌青菜，并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研组合作研究，分期检测腌菜变质内涵，结果不出所料，证实为亚硝酸盐中毒，导致体内高铁血红蛋白过高而发生肠原性青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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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行医，要说的体会是太多太多。在我看来，一名好的儿科医生需要具备很多颗“心”。

　　首先是耐心。孩子不同于大人，见到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环境里，都惧怕的，所以，要和颜悦色地引导和逗趣，让孩子愿意接近你，使他们感到亲切，才能进行后续的循诊。

　　其次是细心。有时候家长不会把孩子的病情反映得很清楚，而患儿自己又不会表述，故常需特殊的技巧问诊，引导让家长回溯切中要害的病情。体检也不能按照常规顺序，尤其 婴幼儿有生长发育特点，体检需参照其生理病理的标准，方能正确。

　　再是专心。儿科领域庞杂，是个缩小版的成人全科，医生在基础知识牢固的前提下，还要深入亚专科领域。我的亚专科是矮小症，也是机会使然。

　　二十多年前，我收治了一对姐妹，年龄一位10岁、一位7岁，姐妹俩身材都极其矮小，较同龄儿矮一个头，生长极缓，但聪明懂事。父母系近亲表兄妹，身材皆偏矮小。可能遗传因素致患儿生长障碍，经病因检查，确诊系由于罕见的生长激素基因缺失，致内分泌生长激素缺乏而矮小。

　　当时国内没有治疗的药物和手段。此时恰逢瑞典药厂首创重组人生长激素，要求我院合作开展临床试验。我积极推荐了此两例患儿。检查发现，正是全球罕见的两个基因缺陷病例——生长激素基因缺失，只能完全靠外源的生长激素促生长。经不懈努力，两个孩子经过5～7年的免费生长激素治疗，取得良好效果。她们的成年身材虽仍偏矮，但皆已接近正常，并且结婚生子。

　　上述案例类乎奇迹，实则是完全体现出医师对患者的爱心，是所有医者必须具有的品质，“为人从医其道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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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孩子有爱心，从医生涯充满乐趣，自然会忘却疲劳。曾有一次看门诊，从早上8点一直连续看到了晚上8点，并无厌倦的心态或表现，得到患者家长们的赞许。

　　医生的生涯以救治病人为天职，故工作中常会自然流露“忘我”的精神，我年龄上虽早已退休，心态上仍保持不懈怠状态。不能忘怀“医师，一切为病人”的教诲，几十年如一日。如果为病人费尽心血、想尽办法，但最终还是回天乏术，会感到内疚，甚至心中记了多年。相反，如果病人抢救过来，临危脱险，就异常兴奋，这种感受，是别人很难体会的。

　　问我如果人生重来一次，还会穿上这件白大衣吗，我的回答是只有做医生，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也会劝我的小辈去学医，这是天底下最有意义、最神圣的职业。

　　王德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