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钱勤发《新民晚报》资深记者，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新闻作品三百万字，先后出版报告文学集《超越国界的法律大冲突》《名案回眸》及散文集《我只说想说的话》等。2002年获上海市十佳记者称号。
今年2月12日，是本报老社长赵超构逝世20周年。本文以为载体，再现老社长的高风亮节。
墓碑上刻着一头牛
1992年2月12日晚上10时光景，赵超构在上海华东医院告别人世，享年82岁。他驾鹤仙去，落葬在奉贤的滨海古园，那是他最后的归宿，我曾去缅怀过。墓地不过两平方米左右，普普通通的一块青石碑，石碑上雕刻着一头牛。这头牛原是他专栏文章“未晚谈”上的题图。他的“左邻右舍”看上去也都普普通通，不见得有什么名望。赵超构一生以平民自居，与平民相处，为平民鼓与呼，真正是一头扬名青史的“老黄牛”。
赵超构是个名人，他有许多头衔：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等。然而，他永留人们心间的是一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是一名以“林放”为笔名的杂文家，是《新民晚报》的前辈、老社长。正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1944年他赴延安采访，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延安一月》；正是作为报界的一个杰出代表，他先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7次接见，成为毛泽东的朋友。
《新民晚报》自1982年元旦复刊至今30年，一直遵循赵超构的“十六字”办报方针：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她像一只栖于民间屋檐下的春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时，束纫秋、丁法章两任老总不折不扣地执行赵超构的办报方针，使《新民晚报》日益深入人心，发行量曾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日发185万余份。这是一个历史，难以复制的历史。
吴兴路的新家
20年过去了，赵超构的家一直刻在我心里。尽管，我做不到，但从心底里钦佩、崇敬，为我们有这么一位高尚的好社长，《新民晚报》有这样一位让世人敬仰的老报人而自豪。
我是在社会各界人士及本报同仁送别赵超构远行之后，到他家造访的，为的是整理一些悼念老社长的文字。这是吴兴路上的一幢高楼，赵超构搬来这儿也就3年左右，算是新家。电梯送我上了7楼。我第一次踏进老社长的居室。人去屋空，我在他大儿子东戡陪伴下，茫然环顾四周。脚下是硬邦邦的水泥地，四壁未有任何装饰，照明的是一管搬来时就有的日光灯。16平方米的卧室，原先什么模样，现在还是什么模样，儿子、女儿说装修一下，他硬是不肯，说清清爽爽蛮好嘛。
那张床，他睡了大半辈子。这是三尺半的铁床，圆形的铁管已呈锈褐色。早先床上铺有弹簧，因那年大炼钢铁，他就将一床弹簧捐献给了炼铁炉，换上了棕绷。门后竹制的一只小书架，在老房子里陪伴了他很多年，他舍不得扔去，带过来了。一只写字台和一只低矮的小方桌，同那张铁床一样，也伴了他半个世纪。
积蓄一万零几百元
他儿子东戡像讲故事似的追寻那过去的年代：这些家具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是父亲的一位朋友赠送的，父亲从未想过要移换这些陈旧的家什，他对生活向来不讲究。
我的目光又落到那盏台灯上。这是机床上用的车灯，灯罩及灯座的油漆早已剥落，斑花点点的好似一位垂垂老矣的长者注视着台面。写字台前的两只藤椅是新的，这是搬新家后唯一添置的两样东西。因为，老房子那只用了很多年的旧藤椅实在破烂不堪，他才同意儿女买了两只新藤椅。一旁的两只单人沙发是他女儿刘芭家的。女儿念着父亲房间里空落，客来人往要坐坐，特意放在父亲房里。墙那边是3只毫不起眼的书橱，高不过1米多点，也不宽，这是10多年前他在辞海出版社工作时买的，每只橱70元，制作质量实在粗糙。橱的上半层玻璃门内是书籍，橱的下半层抽屉里是他放替换衣裤的。东戡说：“父亲只有两套像样的衣服，一套是报社发的西装，他从来没有穿过；另一套是出访南斯拉夫时做的中山装，他很喜欢，就穿着它走了。”
置身于老社长的卧室兼书房，我惊讶，恍如在另一个世界。不过，这房里有一样东西足显主人的身份和地位，那就是挂在墙上的那幅题有“超构先生”的郭沫若赠送的字轴：庄子书中，每多警语，如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仁义而窃之……郭老那潇洒、飘逸、凝重的墨宝伴随了赵超构半个世纪。
继而，我缓步走向客厅。厅内有两样新东西，一台双鹿冰箱和一台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东戡告诉我说：父亲习惯每晚看新闻联播，早先一直是一台黑白电视机，1984年在上海新闻界庆贺他笔耕50周年时，广播电视局送了他一台14英寸彩电，才鸟枪换炮。后来，他用第二本《未晚谈》的书稿稿酬，买了一台21英寸的彩电。至于那台180升的双鹿冰箱，是他用第一本《未晚谈》的稿酬买的。
我问东戡：你父亲走后，除了留下这些遗物之外，还留下什么财物吗？东戡如实相告：我们家是靠工资吃饭的，父亲一生俭朴，他的收入不少贴补我们，所以这几十年来没有什么积蓄，这次清点一下，包括政府每月给他的津贴，以及政协、统战部补助的，一共是一万零几百元，至于金银之类的，他从来不喜欢，一件也没有。他说过，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人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
这就是老社长的新家。
瑞康里的老家
后来，我又采访了为老社长开车的司机小崔，从小崔的嘴里知道了老社长的老家。
小崔是1981年6月从文教干校调到《新民晚报》的，指定为社长赵超构开车。当时，《新民晚报》筹备复刊，条件很艰苦，报社唯一的一辆“伏尔加”小车，就是由小崔接送社长用的。小崔说，刚进报社时24岁，对晚报一点也不了解，根本不知老社长的身份、地位、名望，后来一打听，不由肃然起敬。他说，当时想，像老社长这种地位的人，房子一定住得很宽舒，不是三房一厅，就是四房二厅，起码两房一厅。然而，当小崔第一次去接老社长，到他家里，竟是搀扶着他从楼梯上走下来的，不是老社长腿脚不便，而是扶梯窄窄的实在难走。小崔说，老社长的家与他想象的相差十万八千里。
小崔回忆说：老社长的家在溧阳路瑞康里，这是陈旧的石库门房子，楼梯暗暗的，陡得让人心寒。再到前楼时，小崔更为惊讶，阿会跑错地方？十来平方米的屋室，一张三尺半的铁床，一只写字台，一把陈旧的藤椅，还有3只矮矮的书橱，这就是老社长的全部家什。什么大橱、五斗橱、梳妆台，三“机”四“机”的都没有。买不起吗？买不到吗？显然都不是，老社长有他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他年轻时就说过：“我从来不贪图享受，我只需要低等动物的生活条件。”他养成了恬淡谦冲、俭于自奉的习惯，一生如此。
那一年，上海市政协为赵超构配了一辆“尼桑”小车，小崔便开起了新车接送老社长上下班。可半年以后，情况有变，政协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政协的车子由政协来配备驾驶员，二是要么让小崔调到政协去。赵超构闻悉此讯很不愉快，对小崔说：“我宁可不坐尼桑，也不让你调过去。只要能跑，坐什么车都可以。多少人在挤公共汽车，我有小车坐，已经很不错了。”这以后，赵超构再也没有坐过“尼桑”。
小崔说，老社长除了到报社之外，经常开会的是三个地方：政协、统战部、民盟，逢着下午会议，他尽量不吃工作晚餐，有时拒绝不了，他就同工作人员打招呼，尽可能快点，小崔还要回浦东，太晚了要连累他；至于企事业方面的祝贺会之类，11年里他一次也没有出席过。都说赵超构没有架子，可有些地方他的“架子”大得请不动，骨头重得像泰山。
小崔为老社长开了11年车，记忆里只有一次“私差”。那是他小女儿刘芭生孩子出院，叫不到出租车，要父亲麻烦一下报社。赵超构破例打电话给总编办帮帮忙，是小崔去接送的。事后，他对儿女们说，下不为例。小崔说，老社长的老爱人生病多年，他一次也没有用过报社的车，都是儿女们用人力车推老母亲上医院看病的……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壮怀激昂，全是点点滴滴，像涓涓细流，清澈见底，没有杂质，这分明是老社长一颗没有被污染的纯洁的心。然而，他的文章却恰恰相反，嬉笑怒骂，尖锐泼辣，寓庄于谐，敢讲敢说，意酣墨饱，意气纵横，很多杂感极具震撼力。有人评价赵超构是以人格在写文章。
生命最后的时刻
赵超构是在华东医院401病房里阖眼远去的。那是1992年2月12日晚上。驾驶员小崔亲历了老社长的最后时刻。
小崔记得很清楚，2月8日下午3时光景，他和老社长的小女儿刘芭在病床旁，老社长一阵猛咳，气管里咳出血来，那淡淡的血丝没有逃过老社长的眼睛。他启动嘴唇，说了一句：“最后的时刻到了。”小崔心里隐隐作痛。他再三劝慰老社长：“不会的，你会好起来的。”老社长没有吭声，静静地抵抗着病魔的肆虐。
仅仅过了4天，2月12日晚上8时，小崔在送总编辑丁法章回家途中，BP机响了，是总编办副主任王潜芬打来的。小崔赶紧回电，得知老社长情况不好，他连忙向老丁汇报。老丁嘱小崔，快，去华东医院。
晚上8时25分，丁法章和小崔踏进华东医院401病房。这时，病房的顶灯已经关了，照明的是老社长病床边的一盏台灯。小崔见老社长睡了，呼吸器依旧套在他嘴上。守候在旁的是他大儿子东戡。就在东戡起身相迎与丁法章交谈时，小崔走到老社长病床旁，台灯的光晕正好投射到老社长的脸上。小崔凑近一看，心里一惊，只见老社长的面色灰白带黄，没有一点血色。小崔摸了摸他的额头，尚有几分温热，再拉拉他的手，竟然没有知觉。小崔禁不住一声轻呼：不好……东戡闻声走近，将手搭向父亲的脉搏，搭了几次搭不出，快，快叫医生。小崔冲出病房叫医生，当他返回病房，丁法章叫他马上去吴兴路，把赵超构的小女儿刘芭接来。当小崔再次踏进401病房，是8时50分。医生正在对老社长进行人工呼吸，然而不见效果。小崔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他赶紧去管弄新村接赵超构的小儿子东戬。当小崔第三次踏进401病房，悲怆笼罩了病房，不见医生，也不见了套在老社长嘴上的呼吸器。老社长异常平静地阖上双眼，走了。这时，报社前总编辑束纫秋也到了。
小崔遵报社领导之嘱，又急急赶去报社，给远在哈尔滨的赵超构的大女儿静南打长途电话，报告老社长去世的消息。
当小崔第四次回到401病房，已是10时半。市委吴邦国、陈至立等领导都来了，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默默地送别一代报人赵超构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