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一片广袤而又葱郁的乡村，少不了不时出现的住宅与村落。如今，城市的街区会处处显露有意和无意产生的绿化。在一年一度植树节来临之时，我们来看看旧上海行道树的发展。

　　出现

　　外滩首种行道树

　　1865年，公共租界在原英租界外滩（今苏州河口至延安东路）东侧种植了行道树，这是上海市区第一批人行道树。外滩的道路早就存在，这时种植行道树更在于点缀浦江边的风光。清晨时刻，旭日初升，那些洋人沿着浦江边，慢慢走进办公的大楼是多么惬意。夕阳西下，暮霭初起，忙碌了一天的洋人，在这临江的树边路过，又该是多么舒心。或许是这样的缘故，这些行道树一出现，就得到了洋人的赞许，于是12月在外滩道路的内侧人行道上又种植了大量行道树。以后逐渐在其他道路上开始种植，如1869年在今南京东路原会审公廨（近浙江中路）以西和越界筑路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两边栽种，徐家汇路（今华山路）、杨树浦路、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等路段也相继植树。1876年，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说：“租界沿河沿浦植以杂树，每树相距四五步，垂柳居多。由大马路至静安寺，亘长十里。两旁所植，葱郁成林，洵堪入画。”到1889年年底公共租界共有行道树5280株。

　　法租界的行道树种植稍微晚些，1868年才开始在法外滩（今中山东二路）种植。后来又扩展到徐家汇路（今徐家汇路和肇嘉浜路)、堪自尔路（今金陵中路)、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台斯德郎路（今广元路)。有明确年份记载的是在1902年，在今淮海路、瑞金路始植行道树。

　　上海地方政府辖区（俗称华界）行道树的种植年份比较晚。1907年冬，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十六铺大有水果行老板朱柏亭个人捐资在外马路种植行道树。1912年，沪南工巡总局首先在新辟的民国路（今人民路）种植行道树，1916年春，沪南工巡总局在16条马路上植行道树，是为华界内大规模种植行道树的开始。

　　行道树的数量依次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1925年年底，公共租界有行道树2.82万株，法租界有行道树1.83万株；1927年华界是8855株。上海建市后，种植行道树进度加快。1929年，华界在32条马路上共有行道树1.72万余株，其中沪北的中山路（今中兴路)、军工路为栽植行道树的重点马路，共植行道树8966株，占总数的52%。总数依然不敌1925年时的法租界，当然与公共租界的差距更大。

　　种类

　　法国梧桐最适用

　　行道树的种类是比较多的。20世纪末，上海行道树的主要种类有29种。1929年华界行道树的统计种类有13种，按照数量的多寡，分别是：枫杨、乌桕、白杨、法国梧桐（悬铃木）、黄檀、槐、洋槐、梓、柳、梧桐、重阳木、杨、榆等。

　　公共租界初期种植的树种，从葛元煦的记载看，垂柳居多，其余也是一般从上海乡村中取来的树种。当外滩种植行道树受到欢迎后，工务委员会建议“花150或210元左右的钱来购买在周围农村所能找到的最好树种”。

　　什么是最好的树种？这要看出于什么目的来植树。看风景，翠柳依依；要木材，樟木透香；论硬度，黄檀榆梓……如果是为了遮阳护路，1893年公共租界找到了最适合上海道路的行道树———法国梧桐。据1887年法租界公董局年报的记载，当时公董局拨款规银1000两从法国购买250株悬铃木和50株桉树，植于法租界码头、花园。以后又多次从法国进口苗木。1893年12月5日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决定：“批准订购200株法国梧桐，每株价约1两白银。”贾逊先生提出，汉璧礼先生曾询问工部局是否愿意接受一些法国梧桐，他建议通知汉璧礼先生，工部局非常愿意这样做，并将把树栽在公墓内。一周后的会议上，宣读了致汉璧礼先生的信，感谢他为美化租界街道提供法国梧桐树。汉璧礼先生回信说，他已定购100株适合种植在公共街道的梧桐树，准备从马赛发出。工部局为了表达对他的感谢，1894年3月20日，除了写信再次感谢外，还赠送了一枚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章。之所以说法国梧桐是最适合上海道路的行道树，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给予了证明。

　　建国后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人认为法国梧桐系外国树种，提出要以中国树种来代替，于是在许多道路上种植白杨、箭干杨，有的区白杨行道树占总数的76.4%。但白杨树的养管花工多，费用高，且绿化效果差，70年代初逐渐被淘汰。经过实践证明，法国梧桐具有生长快、寿命长、耐修剪、树冠大、移植成活率高等优点，为此，70年代以后又对行道树种作了调整，逐步形成上海市行道树以法国梧桐为主、香樟为辅和多树种相衬的特色。据1990年的统计，那时的全市十二个区（黄浦、南市、虹口、闸北、杨浦、普陀、长宁、徐汇、静安、卢湾、闵行、宝山）合计60.60%为法国梧桐，第二位的香樟占15.40%。除闵行外，法国梧桐的占比都在50%以上，静安、卢湾分别高达97.90%和96.70%。在卢湾区的思南路、瑞金二路、复兴中路等完全能感受到这点。

　　养护

　　株距坑深也有规

　　1869年在南京路种植行道树时，株距为一丈（3.33米)。1891年8月在极司菲而路（今万航渡路）植树时，董事会会议决定授权工程师，“作为一项实验，可从静安寺开始向前100码的距离内植树”。虽有总长度，但没种多少的记载，无法知晓行道树间距。1915年3月12日，上海工巡捐总局为斜徐路沿浜种树，公布《招人承包种树章程》，提到：植树自斜桥起西至徐家汇镇约一千六百丈；树种为洋槐树，每根身段长九尺，在根上六尺的地方直径必须有三寸；树身不得弯曲，树根要散大，还须经过两次搬迁；种植时，每行相离三丈种一棵，共种三行；包活三年，如有死伤，照两旁已长成之树大小补种；三年内修整浇水由包种人承办。

　　1932年7月，《法租界公董局管理路旁植树及移植树木章程》发布，规定：各树木间距离，得依树之种类及事之可能，均为七米至十米之间。第一棵树木，务须栽植在距离公路转角处之切线一米半处。1935年9月17日发布的《苏浙皖京沪五省市公路植树保护及奖惩统一办法》提到：株间距离以五米至十米为准，并应植于离路边六十厘米处，但在转弯处其内侧间距得酌量放长，且在一百米内不得障碍视线。种植时所挖土坑深度及直径至少六十厘米。《上海园林志》中提到：“公共租界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种植的行道树都用三角架保护”。从其他照片和规定看，树木的养护有多种。董家渡警察所前的树用圆形木架保护，木架竖为八根，约160厘米高，横里上下六道围箍。谨记路（今宛平南路）的行道树，则用比较粗大的2米多高的木柱“陪绑”。小木桥路行道树，因较粗壮，不用任何保护物，对倾斜的树木用大木板支撑。斜徐路承包种树章程中提到，对树木“用丈半长梢圆五寸径毛竹，每树一根，埋深五尺，用二道粗棕绳绑扎。”

　　管理

　　奖励惩戒渐细化

　　公共租界种植行道树后，外滩的一段比较长时间由一个叫阿贵的中国人管理，但他不被工部局看好，1889年八九月间转由西人怀特管理。一年后，怀特提出辞职，理由是为了照看这些树，他遇到了许多麻烦和苦恼。他认为现在铺在外滩人行道上的柏油将使所有的树死去，电气公司未经他的允许就将树枝砍掉，煤气公司在埋新煤气管道时又将根挖断。他说他现已无暇顾及这些树。工部局的总董向他表示礼节性感谢外，认为应将这些树交由测量股负责，但董事会决定将此事交由工务委员会商定。

　　界外道路的行道树一开始就由工务委员会管理，1869年8月31日的会议透露，工部局接管的静安寺路上的行道树，由工务委员会负责保养。具体办事人一般是工程师及比较热心的董事。1891年9月1日，总董白敦说：“前不久他曾注意到卡德路上有一些行道树的粗壮树枝被胡乱锯掉，由于现在不是修剪树枝的季节，这有可能使行道树枯死。”在他的要求下，一个叫斯科特的工部局职员，同意去考察一下哪些行道树需修剪并作出标记。1892年1月19日，工程师报告称，为拓宽杨树浦路，须将道路北侧170棵树木砍掉，36棵树移位，请求批准。1893年3月21日，董事莫西提请董事会注意在静安寺路库茨夫人平房前的两棵大树对骑马者来说很危险，建议砍掉。总董麦格雷戈说，昨天工务委员会会议已讨论过砍树的事，他建议将此事交施高塔先生处理，近两三年他一直负责管理界外马路上的树。

　　这些种植在界外的行道树较容易受到损毁，工部局为此要求领事团与上海地方官员予以关心。1869年8月，工务委员会对领事团和道台为防止村民破坏静安寺路上的行道树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感谢。可年底，在董事会会议上，工务委员会表示：遗憾的是，村民继续损坏南井路上（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行道树。公共租界被毁树木年平均为800株，占行道树总数的3%到4%，每年新植行道树约40%为补植已死亡的树木。法租界和华界也有类似情况。华界内的谨记路（今宛平南路)、龙华路行道树损坏严重，市政部门曾多次吁请军警保护。行道树人为损坏较多的原因，除了当时栽植的行道树规格较小，易受损坏外，市民也较缺乏爱护树木意识，也没有完善并可实施的规定。

　　公共租界没出台过对行道树的管理规定，法租界虽然在1932年7月发布了《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管理路旁植树及移植树木章程》，可其中并没有对行道树损坏的处置条例。《苏浙皖京沪五省市公路植树保护及奖惩统一办法》，对这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如有发现损毁行道树者，无论何人均得扭交当地公安局或乡村镇公所，按其轻重科以一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其半数留供补植半数赏给扭报人。”奖励分传令嘉奖、记功、奖金或奖牌三种；惩戒有申诫、记过、罚金、斥革等四种。1947年5月又颁布了《上海市工务局行道树管理规则》。建国后，经多次讨论与修改，种植与保护行道树的规定更细化，对保护行道树，绿化城市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