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愚公移山》是不是受到了误导？40年后，这部电影的导演伊文思的夫人回到中国寻找真相。

　　“阿陆，在中国我只能信任你。”回到中国前，玛斯琳给陆颂和打过很多电话，请陆颂和帮忙集结《愚公移山》的摄制组成员。 

　　陆颂和是40年前《愚公移山》剧组的翻译，对于说法语的伊文思夫妇而言，陆颂和是他们与中国最紧密的联系渠道。 

　　回到中国 

　　40年后，玛斯琳回到上海，找到了《愚公移山之上海第三药店》中拍摄的店员包涵。在那部纪录片中，第三药店是新中国的一个普通药店，里面的所有店员都全心为人民服务，常常下乡送药。 

　　玛斯琳问包涵：“你当年说的话，是真的吗？有没有组织安排你这么说。有没有你想说而不让你说的话？” 

　　包涵回答她，她拍摄到的场面都是真实的。 

　　其实，同样的问题玛斯琳也问过陆颂和，问过《愚公移山》摄影师、照明师。她还想去找《愚公移山》当年的领队钱李仁、叶式春讨个说法。 

　　玛斯琳想找回电影里曾经拍摄过的中国人，再重新拍一部电影。她想知道当初自己要拍摄的是不是真实的中国，她也要看看“现在中国变成了什么样子”。 

　　摄制组的老人们理解玛斯琳为什么会这样做，但这些问题让她的中国朋友们很为难。 

　　“这个剧组可以在一起吃饭叙旧，但是我们没能力帮你把人聚在一起拍片子。”照明师郭维钧这样委婉地开导玛斯琳。 

　　2011年底，中国电影资料馆为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举办了一次影展，邀请玛斯琳女士参加。 

　　她来了。这是丈夫伊文思去世后，她第三次受邀到中国。 

　　一有空，玛斯琳就架起摄影机拍摄。玛斯琳很想抓住每一个到中国的机会，再见到当初《愚公移山》中的那些人，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再问问自己曾经的信仰还在不在。 

　　当然，玛斯琳也不会错过任何一次为伊文思“表白”的机会。只有她才能告诉中国人，“伊文思曾经那么地热爱中国。” 

　　在影展上，83岁的老人，笔挺地站在电影幕布下，棕红色的头发格外显眼。她一直面带微笑地问：“还有问题吗？”手却偶尔伸到背后去撑着腰。即便是很累了，椅子放在身后，她却从来都不会坐下。 

　　连续一周，玛斯琳每晚都会到电影资料馆和伊文思影展的观影者见面。玛斯琳从来不理会主办方说时间到了，总是回答每一个提问者的问题，直到再没有人举手。 

　　每每讲到伊文思与中国，玛斯琳都会落泪。她不会忘记，在伊文思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中，伊文思艰难地诉说着：“中国啊，中国，你该怎么办。” 

　　“不要把中国拍成玫瑰色” 

　　中国纪录片界的人，提及荷兰人伊文思都会说：“世界级的大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伊文思和周恩来是好朋友，在抗战期间相识于延安。他拍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台儿庄战役，如今很多影像资料还是当年伊文思拍摄的。他送给了延安的八路军一台摄影机，那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台摄影机。 

　　1972年，伊文思和玛斯琳再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却是带着使命的。 

　　夫妻二人受到周恩来的邀请，来中国拍摄一部“正视听”的纪录片。此时正值“文革”，中国需要树立国际形象，打破孤立主义局面。老朋友、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周恩来给伊文思提供了一切支持。玛斯琳至今还记得周总理的承诺：“片子是你们的，不要把中国拍成玫瑰色，要拍就拍真实的中国。” 

　　四年后，纪录片《愚公移山》完成了。那是一部总时长14小时、分14部的纪录片。 

　　但是，这个鸿篇巨制却没有受到中国的认可。 

　　1976年3月，伊文思夫妇带着电影回到欧洲自办发行。《愚公移山》在巴黎的四家电影院热映了将近四个月，此后又在意大利、加拿大、芬兰、荷兰、美国上映。西方形成了一股“愚公热”。 

　　“中国对此沉默了。”玛斯琳说到中国的沉默时，也沉默了。 

　　《愚公移山》在中国的领导看来问题很多。玛斯琳一一复述着当时中国审片的领导提出的意见。 

　　其中有一条，玛斯琳问一名渔夫：“你理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吗？”渔夫说：“我不理解。”审片人觉得这根本不是事实，中国人怎么会有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片段必须删去。 

　　意见一共65条，伊文思和玛斯琳一条都没有改，“那就是真实的。” 

　　《愚公移山》摄制组总领队钱李仁告诉记者，“伊文思对‘文化大革命’不是完全否定的。他在大的方面是很清醒的，但是不可能像我们现在看得那么清楚，那不可能。”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两个月。《愚公移山》才出现在中国的电影院。不过，影片中很多地方因为出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形象而被删掉。《愚公移山》剧组的不少老人们记得，所谓公映，其实也只是组织干部学习观看。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其实大多不知道《愚公移山》拍了什么。 虽然在这部电影里“中国普通学生、士兵、工人、农民、家庭妇女第一次在银幕上开口说话”。——这是多年以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对《愚公移山》的另一个角度的评价。

　　但在1976年，很多欧洲人看过这部纪录片。5个月前，正是这部电影让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政治是稳定的，他们更乐意相信伊文思的镜头。可5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让伊文思成了粉饰太平的骗子。 

　　为此，伊文思在欧洲声誉扫地，他失去工作长达十年。

　　十年后，玛斯琳陪着伊文思回到了中国。 

　　他们还要拍中国，这个地方，他们倾注了太多感情。 

　　玛斯琳知道伊文思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拍摄风。一个中午，夫妻二人在北京和平饭店吃饭，玛斯琳问伊文思，“为什么不把风和中国结合在一起。” 

　　《风的故事》是伊文思的最后一部影片。那是一部伊文思的自传体电影。 

　　影片中，幼年时的伊文思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到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