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摄影的神奇常常为人所不解。当我的父亲将一面是黑色一面是红色的布盖住自己的头，钻进相机里的时候，感觉是在变戏法，然后，就是捏一个橡胶气球，咔嚓一声就完成了拍摄的过程。早年捏橡皮气球驱动遮光板是一项核心技术，全凭经验，时间的长短决定了底片曝光的效果，练就是练的这个。或许，这一摄影的基因正是我今天把持相机、漫谈摄影的缘由。

　　我对于摄影的感觉和认识与青少年时期跟着父亲在照相馆进进出出时有很大不同的是，因为我后来学习了美术，从美术的角度来把玩摄影又有了新的追求。而这一追求不仅仅是关于摄影的，重要的是基因带来了一种习惯：一是拥有自己的相机，二是带着相机走四方，三是见到感兴趣的景象能够迅速举起相机。这种习惯没有或少有具体的功用，有的只是一种爱好。因此，在135的时代，费了好多胶卷，至今还有很多有待整理的胶片和照片。

　　世事难以预想。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数码的概念，数字化很快就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数码相机作为摄影的工具基本上普及到人人拥有，人人玩相机、玩摄影使得摄影普及成基本的获取图像的手段，尤其是当随身的手机中植入了摄像头之后，那种随时性的摄影动作更拉进了人们与影像的距离，影像的审美水平也得到了全民性的提高。而人人都是摄影家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

　　“人人都是艺术家”——是当代艺术中最具颠覆性的概念，尽管社会上普遍对其存有怀疑和否定，然而，人人之于艺术和人人之于摄影的差别就在于摄影确确实实是人人可为之事——“傻瓜”的概念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在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使我对博物馆的建筑以及空间产生了兴趣。当从最初看到国家博物馆巨大建筑空间的时候开始，就对这一建筑有了感情的基础，这一基础很重要。因此，作为馆中之人，面对朝夕相处的这座国家博物馆，从主体结构完成之后到内部装修，每天看着它在身边发生新的变化。从工地的纷繁杂乱到明亮整洁，从逐步完善到开馆后的人流穿梭，近20万平方米的建筑，结合1959年建筑的初始外形，没有改变天安门广场的文化氛围，像以往一样。在这里，建筑的文化属性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

　　新的建筑空间给我带来了新的视觉震撼以及独特美感，也激发了我拿起相机去追踪那些与结构和光影相关的景象。每当阳光在不同时段与建筑发生关系或者进入到建筑空间中的时候，光影改变了建筑的空间关系，改变了物理属性而带来了新的视觉趣味。光影赋予建筑以生命，从此，固态的建筑再也不是一成不变。之于我，正好像我居处的竹子、梅花、水仙以其特有的诱惑力在召唤我去表现它，如同郑板桥“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树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就是如此。

　　博物馆建筑中的空间与光影的关系是一种特别的关系，也是一种特别的趣味，可以也值得揣摩和品味。当这种关系成为摄影捕捉的对象，尽管与建筑相关的摄影的记录只是截取其中的一些局部，但是，建筑空间与光影的构成为审美带来了出乎预想的意外，摄影家很难“胸有成竹”。摄影家于其中的努力不是在等待中“坐看云起时”，而是要有发现的眼光和具备发现的素养，“胸无成竹”正是“胸有成竹”的提升。当然还需要机缘。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得到这样的机缘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博物馆的特殊性使得观众深入其中有很多限制，而在博物馆工作的人则有地利之缘，更重要的是有情感的基础。

　　基于上述，就有了我的这些在业之余的与博物馆相关的建筑摄影。这是一个关于博物馆建筑空间与光影的专题报告——以摄影为手段。(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本版作品均陈履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