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四大家中，仇英年齿最小、出身最微、资历最浅、学养最低，名声人望与先后领袖江南画苑的沈周、文征明无法比肩，风流倜傥也远不如桃花庵里的唐伯虎，他所以能跻身于四大家之列，全凭其卓越的绘画技艺。

　　在仇英的时代，受人尊敬的画家必然同时拥有另一个身份--文人，因为中国绘画发展到明代，不再单纯地注重技艺，而更加追求画外的意境与趣味，这意境与趣味正是通过文人最擅长的书法与诗文实现的。所以，如果文采风流而略通画理，便不失为“游于艺”的文人画家；如果画艺精湛而拙于诗书，则未免“匠人”之讥。仇英初为漆工，是标标准准的“匠人”，后来虽与一众著名的文人画家、鉴藏家交好往还，却始终不改行家本色。他于绘画上的功夫之深厚、技艺之精谒，不仅高出当时的同侪，就是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加上其享寿不长，盛年辞世，传世作品既少且精，因此仇英画在历代藏家眼中都被视为拱璧。

　　这张张大千旧藏仇英《仙山楼阁图》轴景象开阔，气魄宏大。画面层次分明，前景开阔的水面上陂陀半露，长松耸立，虬枝苍茫；中景山壁开合处云雾缭绕，仙宫重重隐现其中，但见玉阶黛瓦，粉墙朱栏，庭前碧树，阶下仙鹤，其中人物或手谈、或抱琴、或高坐，真可谓神仙中人；远景危峰直上，青山隐隐，渐远渐消。画上篆书款：“仙山楼阁。嘉靖庚戌三月仇英实父制”，下钤“十洲”朱文葫芦印及“仇英之印”白文方印，都是仇英常用的印章。嘉靖庚戌为公元１５５０年，距仇英离世只有两年时间，属于他的晚年作品。

　　可能是明代中期崇道之风盛行，仇英作品中类似的仙山仙境图有不少，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仙山楼阁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的《桃源仙境图》、故宫博物院藏的《玉洞仙源图》等等。尤其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仙山楼阁图》，不仅名称相同，其构图、布景、用笔、设色、钤印也非常相近。对比两张作品，同样是近处松树、中间楼阁、远景群山，其松树方斫硬朗的用笔以及表现山石的小斧劈皴法如出一辙，设色也是赭石打底，上罩青绿，只是台北故宫的那张较为厚重，而此幅较为清淡。而苔点的布置、云雾的勾勒，以及远山渲淡的画法，也不尽相同。至于用印，则完全一样，都是“十洲”朱文葫芦印在前，“仇英之印”白文方印在后，应是相同的二印。台北本《仙山楼阁图》上作者只以楷书署穷款，画幅上方有陆师道所书《仙山赋》一篇，时间是“嘉靖庚戌春二月”，整幅作品书画皆极为工整，可能是应人所请而作，书题的时间不会与绘画相去太久，仇英作画应该也是在庚戌年一、二月份的时候，比这张《仙山楼阁图》只早画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由于相对更加注重笔墨情趣，中国古代画家经常参照同一稿本作数张作品，尤其是一些精致繁复的作品，往往稍加变化就可以成为几张不同的作品。从表现手法、画面构成以及创作时间看来，这张新面世的《仙山楼阁图》有可能就和台北本所用的是同一个稿本。仇英作品中有明确纪年的极其少见，这张纪年“嘉靖庚戌”的作品的出现不仅可以反证台北本《仙山楼阁图》的创作时间，而且对于仇英晚年绘画风格的认定也有重要的意义。

　　仇英于绘画六法精通，山水、人物、花鸟皆擅，而尤其以人物中之仕女、山水中之青绿为世人所重。这张《仙山楼阁图》正是仇氏典型的青绿山水。仇英的山水画，继承的是两宋整饬精工的“院体”风格，此画山石硬朗峭利，笔法上以李唐、刘松年的小斧劈皴为主，相比仇英一些完全临古的作品，笔意显得较为随意疏简。近景处的几棵松树，枝干多节而虬曲，骨意嶙峋，颇有几分马远、夏圭的趣味。远景的山峦不作皴笔，直接以墨色及花青渍染而成，这正是南宋院体山水的一个特色，仇英在他的青绿山水中也多有沿用。文人山水多重画外之意，追求笔墨情趣，于物象多不甚留意，因此山水中的屋宇楼观多只逸笔草草，取其意到。而仇英则不然，山水中作极精工的界画楼阁，堪称是其一绝，如故宫博物院藏《临溪水阁图》、《临萧照瑞应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汉宫春晓图》等等。此图仇英自题名为“仙山楼阁”，可见楼阁与山水并重，也是画面上极重要的元素。楼阁在画面中景处，山脚与山腰各有一处，以石桥石阶相连，其重重屋宇，鳞次栉比，大至廊柱庭台，小至桌椅摆设，都以谨细精工的线条一一画出，真可谓巨细无遗，锱铢尽显。不过界画一道，难在精准细腻，但最高境界却不是只有精准细腻，只有使线条既精工又有生气，使描绘的物象既细腻又不刻板，才能化无情为有情，在精工细腻之外显示出闲情逸致。这张《仙山楼阁图》中的宫观便是如此，形制古雅，赋色清淡，真有一派出尘的仙家气派，这种气质却是仇英濡染了当时吴门画派的儒雅气息，令他的界画也有了脱俗的意境。不仅宫观的色彩质朴清淡，整张《仙山楼阁》图的设色也是以淡雅为主。仇英的青绿山水取法赵伯驹，董其昌说他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所谓的文（征明）沈（周）未尽其法，指的是其设重色的青绿山水，而类似于这张《仙山楼阁》图的、带有文人气息的设色方式则恰恰是受到文、沈，尤其是文征明的影响。继承两宋“院体”绘画的高超技艺，同时汲取文人画的秀雅气息，这正是仇英画雅俗共赏、广受喜爱的原因。

　　这张《仙山楼阁》图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张善孖、张大千昆仲宝藏之物。卷轴外有张大千书签条：“十洲仙山楼阁真迹，人间至宝，大千供养”；图上钤有张善孖的“善孖心赏”、张大千的“大千好梦”、“迟秋簃”、“别时容易”、“球图宝骨肉情”、“藏之大千”、“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不负古人告后人”等诸多收藏印章，可以看出，张氏兄弟、尤其是张大千对这张作品何等珍爱。张大千的收藏用印极为考究，不同的作品用不同的印章，不同的印章有不同的含义，而越喜爱的藏品上所钤的印也越多。“藏之大千”与“不负古人告后人”二印用的较多，是张大千收藏的古书画上常见的，前者是一般的收藏印，后者则可见张氏于收藏一道过人的气魄与使命感。“大千好梦”是张大千不太常用的印章，在自己的作品和收藏品上都有钤用，而加盖“大千好梦”印的都是一些珍品，例如一些八大山人的作品，以及元倪瓒的《墨竹》、明吴伟的《武陵春》等。“迟秋簃”是张大千为纪念李秋君而镌刻的印章，平时用的很少，只有在自己极为得意的作品和藏品上才钤用。“球图宝骨肉情”印文取自陆游诗“天球与河图，千古所共秘”，寓意珍贵，专门钤于其心爱的古书画之上。“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印是张大千专为购得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而请人镌刻，除了此画，大风堂中最著名的藏品如董源《潇湘图》、黄庭坚行书《赠张大同》卷上都钤有此印。《仙山楼阁》图上有这么多收藏印，可见张氏对此宝爱有加。

　　张大千收藏之富之精，正如他的另一枚收藏印所刻的堪称“敌国之富”，而他比之一般收藏家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庋集，而且研究、借鉴，最终为我所用，由此，他才是博古开今的大画家和独具只眼的赏鉴家。仇英的作品虽少，张大千亦曾收藏过数张，其中最知名的是其曾经临摹过的《沧浪渔笛图》。《沧浪渔笛图》是仇英仿制“院体”风格的山水画，画面整饬而工细，山石主要以小斧劈皴来表现，用笔尖锐而细劲，落笔重而收笔轻，笔致顿挫明显而富有节奏感，与《仙山楼阁图》中山石的用笔相类似，只是相比之下《沧浪渔笛图》显得更加严整密致，因此“院体”风格更加浓重，而《仙山楼阁图》则较为疏放简洁，程式化的意味更多一些，因此“院体”风格中更有一重文人画的气息。此外，《沧浪渔笛图》图中近景处的夹叶树与《仙山楼阁图》中景宫殿前的几株夹叶树造型笔法也相类似，画中建筑物的用笔亦如此。

　　张大千收藏仇英、临摹仇英，对仇英的艺术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在自题仿仇英画时说：“十洲画，人第赏其工笔者，不知其意笔实远过之。予旧收其八尺堂轴《老妪乞书图》，神妙真欲令刘、李失色，何论戴文进、吴小仙辈。”说的虽然是人物画，亦可旁及山水，足见其对仇氏之工笔意笔都有很高的评价，而这幅张大千旧藏仇英《仙山楼阁图》既有工整处，又有写意处，正是大千属意之作，也是难得一见的仇英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