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界有四大名旦，民国金融界也有四大名旦：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钱新之；与他们身份地位不相上下的银行家，也大有人在，如吴鼎昌、贝祖贻、徐新六、徐寄庼、胡笔江等，这班人上与蒋介石等政要关系莫逆，下懂“社会服务”的重要，枝蔓旁及，文化、教育、实业界乃至帮会都有他们的人脉关系。在各家银行档案中，上上下下托银行高管安插岗位的函札，可以出几大本，可见银行向来是一只金饭碗。

　　因为办的是新式银行，银行家大多毕业于欧美或日本的名校，又因为业务上与外国人多有往来，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风度翩翩、西装革履，一口洋文，善于与外国人周旋。商而优则仕，银行家中，后来有不少人脱离金融界，担任过民国政府的部长级官员。但是从档案看，他们的传统文化功底十分深厚，即以书艺而论，不遑名家，内容更是稀见，隐含着许多重大历史变故。

　　如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实际上也是一名“银行高管”，只是被他的文名和收藏所掩，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和李白《上阳台帖》等国宝，都曾是他的家中珍藏。其父张镇芳，曾任清末的天津道、盐运使和直隶总督，权势显赫，后创办了盐业银行，为著名的“北四行”之首，任董事长。父亲死后，张伯驹子承父业，仍挂着盐业银行的总稽核之名。1942年，张在上海被人绑票，绑匪开出200万赎金，他却交不出这笔巨款，差点被要了命。档案里的一组函札，还原了那场绑架案的历史面貌。

　　银行家的墨迹，笔者所见基本没有大幅书法作品，都属于函札、日记和文稿一类小品，尺幅在32开左右，好在这类物件率性洒脱，不拘行迹，情感流露自然，书法也因人而异，各具风采，张嘉璈的挺拔清健、陈光甫的规矩工整、叶景葵的俊秀雅致……

　　除书信函札外，银行家喜欢写日记，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中央银行行长贝祖贻、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都有日记面世。比起函札，日记的内容更有意思，往往起到揭秘、勘误、补缺、互证等作用。1927年蒋介石上台前后，采取了军阀加流氓式的掠夺手段，向中国银行勒索上千万元。张嘉璈曾托老友黄郛、张群向蒋介石疏通，希望保全中国银行的元气，也毫无作用。张嘉璈在日记中气愤难抑，批评蒋介石“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陈光甫则在日记里暗骂蒋介石为“新军阀”。

　　银行家的交往对象众多，形成广泛的社会网络，如果将银行家的来往函件加以系统整理，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许多新的素材。要知道，在诸多历史活动的背后，往往有金融这只手在舞动。银行家交往的对象中，有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士，他们的书法墨迹也弥足珍贵。胡适、林语堂、梅兰芳、金岳霖、宋春舫、林同济等著名学者，都与银行家们有大量书信往返。这些墨迹虽不是银行家本人留存，但从研究银行家生平和思想活动的角度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可惜迄今未见有银行家手迹出版问世，亦未见专门研究者和收藏者。

　　话说回来，我们以往对银行家墨迹的解读或研究，侧重于史料的内容和价值，从文化和文物的角度，挖掘其书法底蕴，判断其在民国书坛的地位，这项工作尚未起步。若有有心人加以收集整理研究，相信能为重现那个时代独有的金融历史和金融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