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竹  

　　【嘉  宾】

　　陈安娜  

　　瑞典翻译家、汉学家

　　陈  村  

　　作家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志刚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系 教授

　　▲▲主持人的话

　　又到诺贝尔奖颁奖季，今年，是个格外不同的年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此前，对于诺贝尔奖，中国人似乎有着特殊的情结，因为缺失，于是总在追问，什么时候才有中国作家可以摘得这一殊荣。当诺贝尔文学奖从“神话”成为现实，我们看待它的心态是否会变得不一样？

　　1  中国作家得奖对诺奖本身也很重要

　　主持人：陈安娜是瑞典翻译家、汉学家，翻译过苏童的《妻妾成群》、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余华的《活着》等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将中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看，您对这个群体印象如何？和西方的作家相比，中国作家有什么不同？您个人比较欣赏的中国作家有谁？

　　陈安娜：你提的这些作家我都喜欢，但还有其他作家我也喜欢，比如阎连科、韩少功、虹影和陈染等等，我都翻译过或者正在翻译。海外还有一个我翻译的作家马建也不错。因为有这样一批中文作家，而不是个别作家，所以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水平。而诚实地说，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区别就是他们写中国。因为表达情感的方式，还有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有时使得西方读者比较难以理解。

　　主持人：在结果揭晓前，您曾在微博上表示，您个人认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不小。这一次，他真的获得了诺奖。在您看来，一部作品想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陈安娜：有什么特质，那你最好去问瑞典文学院吧！那不是我能轻易决定的。很多得奖作家的特质不一样，也都得了。而我认为，比较共同的地方是有原创性，有语言感，有长久性（不是新闻那样过去了就没有阅读价值了），而且写作还有持续性，不是时好时坏，还属于比较特殊的文学，而这种特殊性是这个作家独有的。

　　主持人：有种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方世界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您觉得这样的阻碍存在吗？

　　陈安娜：当然有一条鸿沟，因为西方读者首先不懂中文，也对文化背景不是非常了解，往往不会理解文本里的含义和目的。如果一个作家在语言上下很多功夫，而且专注中国历史里的事件和人物，对于不熟悉这些历史和人物的西方读者，就会非常难理解。

　　主持人：作为一个汉学家，莫言得奖，您有怎样的感觉？有没有中国作家获奖，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很重要吗？

　　陈安娜：有中国作家得奖我当然会非常高兴！它会增加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而这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有好处，也很重要，因为这显示它真正是有国际性的奖项，符合诺贝尔遗嘱说的不分国籍的要求，它能奖掖各种语言的文学，不仅仅是西方语言的文学。

　　2  写得好大家都会看到

　　主持人：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好几天，有关莫言可能拿奖的传闻就在网上引起了各种热议。同为作家，陈村怎么评价莫言的作品？

　　陈村：首先当然是要祝贺莫言。颁给莫言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所有用中文从事写作的作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和莫言是朋友，在各种会议上经常会碰面。最早的时候，是看他写的《透明的红萝卜》就觉得很惊奇，之后他的《丰乳肥臀》《红高粱》《檀香刑》《蛙》等作品陆续问世。我很佩服他，能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他就像是喷发一样在写作。曾经，我还开玩笑说，看这样的状态能够保持多久。但是，莫言居然一直都能够有好的作品写出来，并且，不断地有新的变化。他会尝试用不同的手法处理很多题材。

　　我觉得，莫言是个原创性很强的作家。有些作家用西方的手法在写作，有些作家用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作，而莫言是不同的。他在写作上有很多的原创性。当下，有那么多人去用无厘头的手法写当今的事，或者埋首历史，莫言却一直都坚持写当代生活，写当下的现实，并且，他的写作不是巴尔扎克式的，而是经过艺术锤炼的。

　　莫言是个真正的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他的文学成就的肯定。很感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从文学出发，将这个奖颁给他。

　　主持人：莫言身上有没有什么是特别值得年轻作家们、怀揣文学梦的年轻人学习的地方？

　　陈村：作家不是全能的人，作为一个作家，莫言以艺术的眼光对待他的写作素材，他始终都是站在大地上的，不会去说一些空话。文学归根结底是文本，而非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莫言获得肯定，积极的意义是告诉人们，你写得好，大家都会看到，并且会有所收获。

　　也许，东西方文化会有巨大的差异，但是人性是一样的，这就是文学的伟大之处。不论古今中外，那些优秀作品中，对人性的表达，世人都能够感受到。在莫言获奖这件事情上，我希望大家多阅读一些他的好作品，多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讨论。

　　3  诺奖背后是中国渴望在文化层面获得认同

　　主持人：每年的“诺贝尔颁奖季”，有关中国作家有没有机会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都会被大家热议。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必纠结在中国作家能否得奖这个事情上。对此，陈教授怎么看？

　　陈晓明：那么多人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从根子上说，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关注代表了中国渴望在文化层面获得世界的认同和关注。一直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是有很强大的关注和认同的，但是相比较而言，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关注非常少。在电影领域可能也就是张艺谋的电影有时会受到西方的关注，还有就是一些武侠片，会获得一些关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在随着时代大潮发生变革，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并且，希望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途径，来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国人这种心态是无可厚非的。　　

　　主持人：西方世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注比较少，造成这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晓明：文艺创作和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和时代变革密切相关。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中国文学有了很强的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特征，这和当时的“救亡”的时代大背景有关。西方世界要理解鲁迅、张爱玲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对于之后的中国文学可能就比较陌生。“文革”后，中国文学尽可能地在回归到文学本身。但是，原有的模式依然会延续。以现实主义历史叙事为基础，以乡土文学叙事为主导，以民族国家建构的自我想象为创作冲动的中国文学，可能是西方世界所难以深入而全面理解的。西方的文学是建立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的，探讨自我、人性及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今天，中西方文化需要对话。西方世界要理解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做出客观判断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因为首先要意识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差异。如果没有对差异的承认态度，就拿单一的标尺去比较中西方的文艺作品，那是有失偏颇的。过去，西方世界就一种标准——以莎士比亚以下的经典文学谱系为标准，例如，普鲁斯特、乔依斯、托尔斯泰、卡夫卡等为准绳，现在，能不能有更多元化的标准？

　　主持人：今日的文坛需要怎样的反思？

　　陈晓明：中西方的作家都需要反思。西方从浪漫主义之后，西方社会的文学形式也走到了极致，面临枯竭（如巴斯说的“文学的枯竭”）。这是他们需要反思的，中国作家也需要反思。但是，反思不是停留在集体的和笼统的层面。文艺创作有很强的个人性，要用作品说话。作家是在自己的每部作品的探索中进行个人的独到的反思，而非抽象的理论观点层面的反思。所有的反思都要凝聚为创新的作品。

　　当然，今天西方的文学也发展到非常不同的阶段，笼统说“西方文学”这个概念可能是不合适的，如荷兰的塞斯·诺特博姆的《万灵节》那种小说，是对世界重新认知的表现，那是在宗教、神秘主义、家庭伦理亲情、个人记忆，对传统的历史、现实的真实、记忆，都给予了颠覆性的思考。其哲学、宗教和小说艺术手法的含量是极其丰富的。

　　4  价值判断模式导致中国人对诺奖的敏感

　　主持人：莫言获奖的结果揭晓后，有的人支持莫言，有的人持反对意见，不同意见的人针锋相对，吵得好不热闹。张教授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

　　张志刚：是的，我一直关注这个事情。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在用词上尖锐程度都很高。这种“诺奖焦虑”，表现出了社会民众对诺奖的敏感。据我所知，在国外，诺贝尔奖是被专业界看重的、社会众多奖赏中的一项奖励而已。而在国内，似乎各个层面的人都会关注它。

　　主持人：中国人为何对诺奖如此在意？

　　张志刚：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这和我们民族特有的自尊有关。那么多年来中国的作家一直没有拿到过诺奖，自尊碰撞上缺失，就隐约有了伤痛的感觉。另一方面的原因，我们社会做价值判断的模式导致了我们对诺奖的敏感。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一直看重自上往下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自上往下的过程形成的，“上”指的是行政、专业的权威，经过他们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成了社会看重的结果。几十年来这样的模式导致了我们如今的社会心态，对于诺奖是很敏感的。

　　从选秀走出来的草根明星李宇春登上《新闻周刊》的封面，这个事情曾经让很多华人觉得莫名其妙。但是，西方社会对李宇春的走红有他们的视角，在他们眼里，李宇春在中国成名、被认可，是中国有文字可考以来第一次自下而上，由民众用手指在电话键盘上按出来的结果。西方人关注李宇春，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价值判断的模式有了变化。　　

　　主持人：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心态有怎样的变化？

　　张志刚：伴随经济、文化、科技的变化，会带来社会心态的变化。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的价值判断多元了，紧随其后的就是社会心态也不同了。个体价值判断多元了，会使得人们的心态显得更加平和，强烈情绪唤起的阈限升高了。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社会的人际关系更祥和了，整个社会更祥和了。祥和的社会表象之下是社会发展规律。希望我们今天对这个话题的关注与探讨，有助于推动社会群体理性程度的提高。

　　结束语从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莫言大热，到莫言获奖，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并存。发声音的人，未必都是文坛中人，甚至未必是文学爱好者，于是，很多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也被牵扯进来。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有多远？在这次话题采访中，有不少非专业人士的回答是：“它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挺远的。中国作家能够获奖，是件好事。但是，我不会因为诺奖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也许，这样的平常心，才是更健康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