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归期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我赴安徽劳教，自此开始了与家人二十二年的分别。家计陡转直下。动荡的年代，五个孩子正要度过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长大成人、读书学艺、上山下乡、工作恋爱。岳母日渐年高，所谓母老家贫子幼，家中无一事不是美棠倾力操持。美棠和我眼看身边太多家庭妻离子散亲人反目家破人亡，幸我们从没有起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我走后不数日，出版社的人事科把美棠找去谈话，劝她能与我“划清界限”。美棠没有理会。

　　多年以后，美棠与我谈起此事，她说：“你要是搞婚外情，我早就跟你离婚了……可你又不是汉奸卖国贼，不是贪污腐化，不是偷窃扒拿，你什么都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长子希曾也只有九岁，却知道生活开始变得艰难。那时正值大炼钢，一日他路过外滩，见一群工人正在对着一堆钢铁敲敲打打，然后搬到马路对面。希曾停下来看他们做事，就有人问他：“你也想来搬么？”他点头。于是工人们就给了他一些轻小一些的钢件来搬。搬了一个上午，工人们给了希曾5角钱作为报酬。希曾回家把钱交给母亲，美棠询问后大惊失色，嘱他下次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事。

　　她自己为了补贴家用，却常找些临时工的活来做，甚至曾去附近自然博物馆的工地搬水泥。一袋水泥起码五十斤重，她也从此落下腰伤。

　　两地相隔，我和美棠从未中断过书信联系，孩子们稍大些后，也都与我保持通信。

　　五九年秋天，我忽得一种肿胀之症，下半身皮肤与肌肉好似分离开来，肿胀成氢气球一般，腿的直径总能有20公分，不痛不痒，只是行走不便。医务室给我开了病假休息，却也无药可医。恰恰在这一天，我收到了美棠给我寄来的一瓶“乳白鱼肝油”。

　　于是这天早晨，当伙房照例扛来一桶红豆饭，并且给我盛满了一个大号搪瓷杯后，我把将近半瓶的鱼肝油倒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搅拌，顿觉这红豆饭又香又软，滋味妙不可言，吃下去人也觉得舒服。一瓶乳白鱼肝油两天就被我吃得一干二净———肿胀症状竟也随之消失，完全复原了。

　　美棠因为常常感到腰痛，也曾到医院去就诊。医生开了药，一帖要花费2.6元。美棠一算，这样一个月就要用十二块多，哪儿来的钱呢？她也就不再去看病了。

　　这些年来，美棠把家里的东西一点点变卖尽。孩子们从小坐在街边一把一把地散卖些珠石。她本有五对金手镯，是嫁妆，终于卖得只剩下最后一只。就要卖掉它的前一天晚上，她看着熟睡在身边的小红，心里觉得难受。为人父母永远想着要给儿女留下点什么，却终是什么也留不下来。她只能把手镯套在小红手腕上，让她戴着镯子睡了一晚。待到天亮再取下镯子拿去卖了。

　　六九年，申曾和乐曾被分配去江西插队落户。这时美棠已经变卖完了身边所有东西，家里值钱的只剩下一件羊皮袄子。就是当年她从我母亲遗物里唯一选中的物什，美棠很喜欢它，总想留着它老来也能防寒。但是两个孩子插队急需置办日用品。无计可施，只能把它也拿去当。她从新北门一直跑到老西门，拣了间出价最高的当铺，得了六十元。“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她的当票都存在一个铁盒子里，满满一盒，早已无力赎回。

　　五十年代时候，我曾经买过一张装卸灵活的小木桌。平时家里吃饭、美棠做针线、孩子们做功课都会用它。转眼近二十年过去，孩子们大了，小木桌早就超龄服役。但他们对它修修补补，有的地方钉上铁钉，有的地方用铁丝缠紧，它还是摇摇晃晃，油漆斑驳。

　　我在安徽的头十年，都是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劳动方式简单而原始，完全不费脑子。为了给脑袋找点事做做，我把美棠寄来的英语书上一些词句抄写在小纸条上。冬天放在口袋里，夏天就放在草帽里。劳动间隙就拿出来读诵，可算是繁忙劳作中的小乐趣。

　　过年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每年一次的春节回家探亲都是我最兴奋忙碌的时候，总是大半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先请好假，再借钱，一般总要借30元左右，好多买些东西回家。因上海有些东西不好买，或者贵，每回都和美棠商量尽量多带些，有糯米、花生米、芝麻、黄豆、瓜子、菜油、麻油、鸡蛋、咸鹅等等。出发那天，我黎明即起，先挑担去五六公里外的六安汽车站，坐车到合肥乘火车，出上海站后，沿河南路疾步回家———这两小时的路，就是回家的最后冲刺了。

　　到了家总得要晚上，全家人都高兴非常。岳母忙着在屋外的锅里蒸着咸鹅；美棠和小红在屋里加一只煤球炉，炒着瓜子和花生，炒得满室生香；孩子们一面吃着花生瓜子，一面就高声歌唱起来，我也拿出口琴给他们伴奏。邻居有位吴老太太，从我们家房门口经过时叹道：“这家人真好啊！”

　　半个月的春节假期过得极快。火车票已买好，次日清晨就要离家了。我只同意长子希曾和次子申曾送我去火车站。几个小的争着也要送，我没同意。争了一会儿，最小的小红忽然笑着说：“好！我有办法的。”

　　到了天亮时分，准备动身。我到里间去取那只大旅行包，却只觉有什么东西绊住了。细看之下，原来旅行包上绑了好几个铃铛，铃铛上又用一根绳子系在了小红的右脚上。我把铃铛和绳子轻轻解开放好，而小红还在酣睡。拎起包的时候，我再看了女儿一眼就和希曾、申曾走出房门，美棠也只让她送到家门口。

　　一九七九年开始，厂里开始流传起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原先户口在上海的人，只要家庭成员同意接收，便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但这样要冒风险：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厂里已属正式工人，享有劳保和退休待遇，我每月寄回家的工资也是维持家计的主要来源。假使回了上海却不能落实政策，反而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陷入窘境。

　　就这样，我与美棠和孩子们反反复复地商量权衡，最终仍是决定离职回家。于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正式向齿轮厂提出自动离职的申请，签下“保证以后决不回齿轮厂”的保证书。美棠和孩子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为我回家后的政策落实四处奔波，收集消息、写信上访、要求复查。

　　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上海，次日报上了户口。冰与雪，周旋久。一周后，一家人去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时申曾插队在江西没赶上拍这张照，就只能在画中把他补上。

　　等到上海市公安局发出撤销我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书，回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工资和级别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零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冬天正要迈入它最冷的日子，那么离春天也不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