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最初指用青铜铸的乐器，明朝中后期，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把西方的clock带进中国，许多clock到点会击钟报时，就被中国人叫作“自鸣钟”，如明人冯时可《蓬窗续录》：“外国人利玛窦出自鸣钟。如小香盒，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这位仁兄大概也没见过西方的自鸣钟，因为中国把一天分为十二时辰，而西方把一天分为上午和下午，各十二小时，西方的hour是中国的“时辰”的一半，所以才被叫作“小时”。放在桌上的自鸣钟不大，但放在户外，或装在建筑上的自鸣钟就大多了。在中国，这种钟首先在上海出现，上海人称之“大自鸣钟”，有些安装大自鸣钟的地方还成为上海的地名。

　　壹  上海第一只建筑自鸣钟

　　利玛窦是闯入中国最早的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人徐光启接受利玛窦的洗礼而成了忠实的天主教徒，他又将天主教带进了上海，他的孙女又捐款在今老城厢梧桐路建了上海第一座教堂——敬一堂，这里种植的梧桐树长得很茂盛，梧桐街也由此得名。到了清康熙、雍正年间，政、教的冲突日益严重，皇帝只得以禁教的方式平息矛盾，包括敬一堂在内的全部教产被充公，该教堂及相邻的地块被改作“申江书院”，后又改称“敬业书院”，就是今天敬业中学的前身。1843年，上海开埠后，天主教要求恢复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收还一百多年前被充公的教产，后经协商，上海地方政府同意将一块位于董家渡和另一块位于洋泾浜（今四川南路天主堂）的城外土地作为补偿。 

　　董家渡天主堂正名为“圣芳济圣沙勿略堂”（La Cathedrale Saint-Francois Xavier），于1847年12月21日奠基，但是教会向法国的劝募款和政府的拨款未能全部到位，教堂的建设多次中断，还被迫放弃原来的设计，当1853年3月20日落成时，教堂“取消了上层一排玻璃窗和中央的大圆顶，在原计划的三分之二的高度就结了顶，因此呈现出今日的一种扁平臃肿的难看状态”。（［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不过，一个既定的方案未被改动，那就是在建筑正门的顶部墙体上安装一个建筑自鸣钟，据称，这口自鸣钟在设计时已向欧洲定购，并及时运抵上海，如放弃这口钟无疑是一大损失，于是才被勉强装了上去。在建筑正立面的两侧顶上与钟等高处设计了两钟楼，有4口铜钟悬挂在钟楼上，有机械与钟相连，准点报时，据称钟声可以传到数里之外。 

　　董家渡天主堂是天主教的主教堂，并且还是近代以后在上海市中心区出现的第一座天主堂，也许出自对神的敬畏，虽然一些书籍文章中提到教堂的钟声，但该教堂未被称之“大自鸣钟”之类的名称，始终被叫作“天主堂”或“董家渡天主堂”，地址为今董家渡路185号，现已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不过，那建筑上的大自鸣钟已经不存在了。 

　　贰  “大自鸣钟”曾是上海最著名的地名

　　上海法租界的市政领导机构叫“公董局”，成立于1862年。公董局选址曾遇上麻烦，于是法国人不断向上海道鼓吹，法租界内有块土地是福建泉（州）漳（州）会馆的产业，泉漳别业，聚集了许多福建人，多是“小刀会”余党，法租界警力严重不足，无法控制他们，一旦爆发起义，法租界就无能为力，倒霉的仍是上海地方政府。于是上海道与法租界决定联手将福建人驱逐出租界，泉漳别业只得迁到“里滩”，旧址即今打浦路近黄浦江的“南园公园”。法租界就可利用这块土地兴建公董局大楼。

　　大楼由英国建筑师克内维特设计，中国营造商魏昌荣承建。工程从1863年7月起，1865年2月结束。这大概是中国营造商最早承建的体量较大的西洋建筑，所以建造质量并不尽如人意，《上海法租界史》中提到：“1865年3月，即建筑工程结束后几个月，就开始对公董局大楼进行第一次维修，至今六十多年，却还在使用。这幢旧房子，有人多次认为不能用了，现在竟依然巍然屹立。”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地面设计有较高的防潮层，正门为中轴线，二翼对称，正大门前设计有马蹄扶梯，这是法国宫廷建筑中常见的样式，中轴线顶上设计有大穹顶，在二层屋顶与穹顶之间的三角形墙体上装有大自鸣钟，于是公董局大楼就被上海人叫作“大自鸣钟”或“大自鸣钟大楼”。

　　早期法租界相当于今东起外滩，西迄西藏南路，延安东路与人民路间区域，而宁波同乡组织四明公所及义冢就在今淮海东路两侧，占地30余亩，法国人千方百计要把四明公所迁出租界，并于1874年和1898年两次发生冲突，造成死伤多人的“四明公所血案”，上海的宁波人也多次到“大自鸣钟”集会，抗议和惩罚凶手，赔偿损失，于是“大自鸣钟”常见诸报端，直到上世纪30年代，“大自鸣钟”仍是上海最著名的地名之一。1925年后，这幢“大自鸣钟大楼”真的到了寿终正寢的年代，公董局决定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75号）另建新大楼，原大自鸣钟大楼被拆除，在原址重建“麦兰巡捕房”（Poste Mallet New French Police Station）），即今金陵东路174号公安局黄浦分局楼，曾作为地名使用的“大自鸣钟”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湮没。

　　叁  江海北关的大自鸣钟

　　1843年上海开埠后，为了加强对外航运、贸易的管理、征税，江（苏）海关在外滩13号设立分关，以其位于江海关的北面，被叫作“江海北关”，1846年建江海北关楼，那是一幢中国传统的衙门建筑。到19世纪80年代末，这幢使用了40余年的建筑已十分陈旧，与周边的西洋建筑相比，显得有点“鸡立鹤群”的孤单，而1893年将是上海开埠50周年的庆祝日，次年又是慈禧太后的60华诞，全国各地都在忙于兴建“万寿宫”，于是江海北关申请拆除旧楼，重建新楼。建设工程从1891年底动工，1893年竣工，次年2月9日正式使用，既赶上了189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50周年的庆典，也成为献给慈禧太后60华诞的厚礼。 

　　江海北关新楼为较典型的伊丽莎白三世时期的建筑风格，建筑平面呈“凹”字形，为三层坡顶建筑，在中轴线上建有高七丈的六层钟楼。当时的《点石斋画报》绘有“巨钟新制”一画，配画文说：“沪上法工部局（即公董局）、徐家汇（即徐家汇气象台）、虹口天主堂学堂（即今北虹中学）、跑马厅皆有大自鸣钟，按时锤击，惜其声不甚宏亮”，而新建的江海北关的大钟“每开一次可走八日，计大小钟共有五架，权之约重五千八百八十斤，报时者最大，声甚洪”，更大的优点是该钟“四面皆可望”，当时有人作“竹枝词”曰： 

　　十二时辰四面重，机关旋转响丁冬。

　　行人未到先昂首，遥指高楼几点钟。

　　造成高大自鸣钟，四面分明字划浓。

　　来往行人多对表，夜深卧听响琤琮。

　　江海北关也被叫作“大自鸣钟”，也许江海北关的名气太大，所以作为地名的“大自鸣钟”影响不大，使用也不广。该楼于1925年拆除，在原址建海关大楼，并于1927年建成。新海关大楼也装有大自鸣钟，旧钟不知去向何方。

　　肆  沪西的大自鸣钟

　　今西康路长寿路一带俗称“大自鸣钟”。日本的内外棉株式会社（英文名Home & Foreign Cotton Trading Co., Ltd.）创办于1887年，1911年内外棉董事长川村利兵卫在沪西小沙渡（今西康路苏州河边）创办内外棉在上海的第一家纺织厂，到1922年上海计有内外棉工厂11家，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沪西小沙渡一带，纱厂工人也大多居住在小沙渡一带的棚户里。当时纱厂每日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必须清晨出门，天黑回家，工人的经济状况很差，绝大多数工人家中没有钟，更不会有手表，于是纱厂只能在部分纱厂工人集中的地区派设更夫，以敲更的方式告知时间，但是，工人因迟到而被扣克工资，劳资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1922年川村利兵卫逝世，两年后内外棉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申请，在当时的主要道路小沙渡路与劳勃生路（今西康路与长寿路）的十字路口中央建造“川村纪念塔”。该塔为方锥形，地面略大，向上逐步收缩，共6层，总高九丈九尺（约33米），内置盘旋扶梯，一直通到顶层，在5层与6层之间安装四面有钟面的建筑自鸣钟，能准点报时，钟声洪亮，当时此一带没有太高的建筑，钟声可以传到方圆几里之外告知时间，催促工人起床、上班，于是以该钟所处的西康路长寿路口，以及附近一带的地方俗称“大自鸣钟”，成为沪西知名度很高的区片地名，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商企业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日商的纱厂则由新组建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管，按序号改称“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纺织厂”，解放后又改称“国营上海棉纺织×厂”，简称“国棉×厂”，而如今，沪西的纺织厂址大多已被建为住宅区或改作他用。

　　1953年上海建跨苏州河的长寿路桥，使长寿路与天目路接通，成为东西向交通干道，而耸立在西康路长寿路交叉口中央的川村纪念塔已严重阻碍交通，当然，该纪念塔也是殖民时期的遗迹，遂由政府拆除，但不知旧钟的去向，估计被销毁了。

　　上海曾有建筑自鸣钟十余处之多，由于建筑拆除重建之原因，部分已消失，部分则年久失修，或被拆，或被废，我想，这些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古董钟真的应该将其列为文物而给以呵护，它毕竟见证上海历史，记录上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