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说，这些年来最重要的也最宝贵的财富，是他有机会记录了1976年以来，中国和中国人的改变。

　　面料挺括的衬衫，经典款式的仔裤，赤脚穿一双软底合脚的皮鞋，还有斜挎在肩头的莱卡相机。在中华艺术宫“中国梦，三十年——刘香成大型摄影展览”布展现场，我见到了62岁的刘香成，优雅从容。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记者之一，他曾踏遍西班牙、葡萄牙、中国、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韩国、苏联等地，用镜头见证了20世纪最后25年世界的风云激荡，并因出色报道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新闻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转型为职业经理人后，除为《时代》拍摄过江泽民1997年访美的一组照片外，他逐渐告别了新闻一线。先是成为了时代华纳集团的中国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论坛1999年在上海的召开。而后，他又加入了澳大利亚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其进入中国市场的勃勃雄心疏导千丝万缕的关系。

　　本版摄影作品由刘香成提供

　　红领巾的记忆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除四害比谁都起劲，“我的苍蝇都是满盒满盒的交给班主任的”。1957年，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做的努力，从香港回到福州读小学，他是班里唯一没能戴上红领巾的，因为华侨身份和家庭出身。 

　　刘香成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与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联，他还拥有中国士绅阶层对教育的热心，他创办的一系列学堂培育出众多学生，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1949年选择了去香港，从《星岛日报》的社论作家到后来《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刘季伯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仍旧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他的同事包括闻名一时的新闻人，他的桌子对面就是曹聚仁。刘香成说，报社印刷机的声响和油墨的清香，刻在他少年的记忆中。 

　　三年后，他对红领巾的焦虑结束了。校方特意召开了全校大会，所有的同学都站到操场上，观看刘香成戴上红领巾。刘香成的离开，同样变成了学校的新闻事件。在那个准备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年代，出国是件稀奇而重要的事。 

　　《毛以后的中国》 

　　1976年，刘香成作为《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被派回中国。当其他西方观察者仍困惑于那些空洞的政治标语和漠然的公众表情，他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掩藏在表面下的涌动的变化。他从巴黎赶到香港，再来到广州，准备前往北京去拍摄毛泽东的追悼仪式。在广州，刘香成便已察觉出空气中的微妙变化。他把镜头对准了广州的普通面孔。他在珠江岸边看到人们打太极、看报纸。“不再紧绷的肩膀，不再压抑的人际关系。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事实上，他在潜意识里一直在为这时刻做准备。“从福州戴着红领巾离开时就开始准备了。”他说。 

　　“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拍的只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刘香成对自己很有信心。拥有局内人的体验，又有着局外人的敏感，让他很快凭借作品蜚声国际。1983年《毛以后的中国》首印，收录了刘香成1976年—1983年间在中国所拍摄的96张照片。这本薄薄的书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看方式，就像布列松镜头中的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一样，它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定格。刘香成说，“它立刻被那些理解处于令人惊叹的转型的中国的人们认出，这是1949年共产党当权以来，这个国家最真实时刻的照片呈现。” 

　　尼克松的笑容 

　　刘香成说他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他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他喜欢《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所以刘香成镜头下的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更没有隔膜，他说：“我只是想拍出我看到的那个人。”是的。他拍到了邓小平狡黠地偷笑，刘香成说他不喜欢那些程式化的握手合影，“我享受不断观察的过程”；他拍到了溥杰环抱双臂坐在午门前，那个下午这个末代皇帝的弟弟带着他逛了数小时故宫，回忆在这个“家里”的童年往事；他拍到了尼克松灿烂的笑容，要知道在“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对记者非常反感，大多时候不苟言笑。 

　　站在这张照片面前，刘香成笑得也很灿烂，他跟记者絮絮叨叨地回忆起来：“1982年，《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尼克松从上海乘坐专列去杭州西湖，外交部让我们这些境外记者随行。在西湖，我问尼克松可不可以单独给他照相，他说好啊。我们在西湖走了一大圈，我让他停他就停。后来，从杭州回上海的专列上李肇星突然跑过来问我相机在哪里，他当时是外交部新闻司管美国记者的处长，他说尼克松要过来了，拿着一条毛巾、一个水桶和青岛啤酒给我们送啤酒来了。我就抓住了那个镜头。”刘香成说自己从来都不着急拍，但随时都在观察，“如果要拍一个人，拿起相机时我已经有想法了。” 

　　普利策的瞬间 

　　所以，哪怕只有一次快门的机会，刘香成依旧可以牢牢把握。 

　　1991年12月25日晚，刘香成跟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董事长汤姆·约翰逊混入克里姆林宫，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警告他们绝对不许拍照。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震惊世界的辞职演说。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戈尔巴乔夫读完最后一页，他没有把讲稿平稳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那样的时刻不拍怎么可以！”刘香成果断地按下了快门———照片里的戈尔巴乔夫两眼低垂，无精打采地坐在办公桌前，身体向右侧微微倾斜，右臂支撑在办公桌上，左手将最后一页讲稿重重地甩向办公桌。为了表现讲稿下落时的动感，刘香成告诉记者他当时把快门速度调到1/30秒，“我就是在等那一瞬间，这几乎就是在赌，很可能，拍出来人完全是虚的。”———几乎同时，他被前苏联特工一记重拳打倒在地。 

　　“这没关系，我拍下了我想要的———连塔斯社都没有的镜头。”刘香成记得走出克里姆林宫时的壮观场景，等在外面的几百个记者同时叫喊“FucKyou！”，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家伙获得了独家新闻。那页模糊的讲稿配合戈尔巴乔夫落寞表情，充满了历史的现场感，第二天出现在了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并且成为了一个时代终结的一个注脚。这张照片，也帮助刘香成和他的同事们，拿下了1992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镜头里的中国 

　　刘香成曾用一张照片，概括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1年，高考恢复不久，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高中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读书。一个晚上，刘香成看到几个女孩子安静坐在广场上读书，“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放平，就只能趴在地上拍。于是，我趴在一个女孩子的前面，按着B快门。天很黑，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久，我在心里默数，数了23下才放开。嗯，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这是他曾看到的“中国”，也是他所理解的能够在33年中熬过25场运动的“中国人”。 

　　在刘香成的照片里，我们还能看到———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高举拳头批斗“四人帮”的舞蹈，在已折皱的毛泽东墙画下端着大碗吃饭的老人，身穿军大衣举着可口可乐瓶子肆无忌惮的年轻人，三个穿着军装戴着墨镜的云南小镇青年，左手抚摸着爱人大腿的公园情侣，一个滑旱冰的青年正单脚滑过毛泽东像，躺在奔驰车引擎盖上的第一个百万富翁，走过南京东路第一块广告牌下神情木然的农民，趴在地上像个大男孩的导演陈凯歌，在摄影师镜头对面浓妆艳抹的范冰冰，站在外滩的夜色里昂起胸膛的郭敬明。 

　　这些黑白或彩色的影像，勾勒出30年来这个国家的震荡和变化———有冲突，有隐喻，有疏离感，也有技巧，但始终都让你感受到一份柔软的爱———对这片土地和在这里生活的人。刘香成说：“这次摄影展被命名为‘中国梦，三十年’。对我来说，‘中国梦’就是在我镜头里的，最普通的中国人每一分每一毫的努力和改变。”满头花白的刘香成并不准备放下相机，“我会继续拍下去，我有耐心，等到更动人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