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拓宽咽喉通道

　　“自贸试验区选在上海，是给上海的优惠还是给上海的责任和要求？”对于这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石磊认为，“是后者不是前者”。他说，当全国许多地方都去争取试验区建设的时候，可能未必把国家战略想清楚，也没有把刚才这个问题想清楚。

　　为什么国家需要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的平台？改革的动力机制和发展的平台是什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石磊通过新加坡的启示说明自贸试验区的“前世今生”。

　　在中国洋山港成功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前，世界上第一大港不是鹿特丹，是新加坡。因为它地处两大洋交汇的地方，即马六甲海峡的边上，来自中东、欧洲等大量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都要从这个狭窄的通道里走。

　　新加坡仅是一个弹丸之地，人口不足500万，但因港口贸易以及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它吸引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银行、投资机构在这里设分支机构，2000多个国际分支银行在这里聚集，它带来的就业总量、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以及对整个地区经济关系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

　　而中国大量的货物贸易从地中海过来，从中东过来，必经马六甲海峡，这个海峡窄窄的通道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以及国际与中国发生联系的一个咽喉，因此首先我们必须从国际战略上理解国家必须把这个咽喉拓宽。

　　从现在的自贸试验区的28平方公里中间取一点，划到远东，划到首尔，划到东京，划到其他很多重要的港口，基本上都是等距离线，这就是它的要害所在。因此，这是一个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洋山深水港加上1990年正式运营的外高桥保税区，保税仓储、保税贸易、物流，加上这些年来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对外开放的其他方面的辅助条件，包括航空运输条件、陆路航空、海路立体化的物流条件，已经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决策是正确的，不应该再有太多的争论。

　　担当哪些战略期待？

　　自贸试验区到底要担当哪些国家重要的战略期待？这是自贸试验区成立后，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已经有了保税区和洋山深水港的业务，如何承载新的担当？如果仅仅是保税贸易，仅仅是把很多投资放到这里来，显然这只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甚至是次要的一部分。因此上海真正要研究的是，除此之外，如何引领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引领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如何让国内的企业借助于很好的便利化通道，很好的金融支持以及国际交往、国际平台、国际规则走向全球，培养出一批成功的彰显国家硬实力、软实力的跨国企业。

　　新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增长动力？石磊认为，“新动力来源于创新。”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的改革红利：土地交易、政府投资、人口大流动、生产方式的改变，特别是生产方式改变中非公经济的快速成长。土地交易，过去的35年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存量的土地在上海已经快耗费殆尽了，其他核心城市想借助于土地交易继续带来资金，也不太可能了。如果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那么动力从何而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用新的改革，用新的尝试，来寻求新的动力。“国家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过去35年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你可以看到石头。但深水区的石头是看不见的，因此过去的经验不足以推进改革，不足以释放更大的动力。”

　　同时，政府与市场功能定位调整需要积极有效的试验。三中全会几大重点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与市场功能定位的调整，意思是说政府过去对增长发展的贡献虽功不可没，但毕竟没有培养出比较成熟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企业在很多层面上还没有成为创新发展的主体。因此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就该完全放出来。“当对此有不确定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试验，点上试验，面上推广，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一个成功的经验，因此上海搞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这个经验的一个延续，不是突发奇想。”石磊说。

　　本报记者 宋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