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在虹口》一文（刊于今年8月25日“夜光杯”）中，我提到过居住在虹口境内的鲁迅先生，他最后十年的时光中，看电影对他而言是一项颇为重要的娱乐。

　　电影跟鲁迅的缘分，算来可能要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在回忆那件最终导致他弃医从文事件的《〈呐喊〉自序》一文中，他提到触发自己改变心意的便是教师在课堂上放映的“电影”（尽管，也有学者以为那可能是幻灯片）。而在北京、厦门和广州时期，就有日记和书信可资查考了，目前可找到的鲁迅最早的观影记录，是1916年9月24日在北京跟许季上“同往西长安街观影戏”。

　　无论如何，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的生活中与电影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电影之都，这里不仅是电影生产的中心，更有当时中国最多的影院数跟最大的观影人群。1927年10月20日鲁迅在致廖立峨的信中说“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来，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也多少折射出上海电影文化之盛。据许广平先生回忆“开初我们看电影，也是坐在‘正厅’的位置的。后来……索性每次看电影都跑到‘花楼’上去了。……”所谓花楼，也即影院楼上类似剧场包厢的位子，票价最高，按当时的标准，一般至少每座一元，甚至有高达两三元的。

　　纵观鲁迅在上海所看过的一百多部片子，全部是外国片，从数量上来讲，美国片占绝大多数；其次就是苏联电影，据鲁迅日记记载，几年当中一共看过9部，如《夏伯阳》、《复仇艳遇》（即《杜勃洛夫斯基Dubrovsky》）；另外还有极少的几部英、德和日本片。他在上海为什么没有接触国片？现在看来，跟他来上海之前在广州看了几部制作粗滥的国片有关，这其中有《新人之家庭》、《诗人挖目记》，他的评价是“劣极”，“浅妄极矣”，可能也因此而让他丧失了对国片的热情。

　　看电影是鲁迅的上海写作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休闲方式，因此他每次跟亲朋好友外出观影也总会安排些其他内容，开场前或散场后找地方去喝茶吃饭，鲁迅日记中记载的他们所去的中有天酒家、特色酒家（粤菜馆，鲁迅品尝过这家的三蛇羹）、新雅饭店等处，他常去的还有像良如、四而斋等几家面馆；偶尔还会去一家叫北冰洋的冷饮店去吃刨冰。

　　当然，电影和鲁迅的关联，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写作中。在《略论中国人的脸》、《电影的教训》等文中，他借电影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某些特征；他的《论人言可畏》，则是在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事件后发表的重要文化评论；而日本电影理论家岩崎昶的重要文章《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也是经由鲁迅的翻译而与国人见面的。

　　电影，在鲁迅的生涯中也许仅仅是插曲，而对上海来说，却是一场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