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路上路过、参观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大约有20处，这种对丝路文化感知的密集度是前所未有的。”肖云儒把这次跋涉概括为“民族团结之旅”。他说：“从张骞开始，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地域纠纷采用了和平的方式，而不是卫青、霍去病的武力方式。之前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这次我们经过的高昌，是西域36国之一，玄奘与属于外族的高昌王结拜为兄弟，高昌王给了玄奘盘缠、通关文牒，使他一路非常顺利。那时玄奘就发现了从印度通过青藏高原回到长安的路，但他为了对高昌王的承诺，特意绕道回新疆，去高昌传经讲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清末，有一批陕西人移居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成为东干族。而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也有一支流落到我国青海，成为萨拉县撒拉族的一支。这些都是和睦交流的体现。”

　　在新世纪，丝绸之路也具有了时代特征。对此，肖云儒说：“现在的丝路已不仅限于具体意义上的经贸与文化了，而是我国整个战略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牵涉到中国走出去谋发展的大战略。所以说我们走的这条南方丝路（从格鲁吉亚南拐到土耳其再到欧洲）特别有意义。”本报记者 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