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猎年利润200亿美元

　　深夜，津巴布韦的一个禁猎区里，一辆“路虎”缓缓前行。头灯没打开，仪表盘暗着，借助月光，曼德小心操控着方向盘，尽量降低引擎发出的声响。

　　车斗里站着３名身着迷彩服、全副武装的巡护员，机警地查看电网周围的一举一动：沙地上是否有靴印，草皮是否被踢过，有无木棍燃烧的残痕……这些蛛丝马迹可能意味着盗猎者的入侵。

　　这片禁猎区占地１.２万英亩，栖息着少量濒危的黑犀牛和相当数量的大象、狮子、猎豹，都是盗猎者疯狂捕杀的对象。

　　全球盗猎产业每年利润高达２００亿美元，是仅次于毒品、军火和贩卖人口的犯罪活动。２月中旬，应英国首相和查尔斯王储、威廉王子邀请，全球５０个国家领导人聚首伦敦，就反盗猎举行峰会。峰会前夜，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宣布一项打击野生动物走私活动的全国新政，旨在降低非法产品需求和加强反盗猎合作。

　　盗猎队伍装备精良

　　但在曼德看来，上述努力无济于事，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发动一场针对盗猎者的“战争”。他的核心思想很简单：枪战面前，你的武器不能只是善意。

　　曼德是国际反盗猎基金（IAPF）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该基金在美国休斯敦注册，总部设在津巴布韦，受训的巡护员遍布南非各国。

　　曼德说：“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动物被猎杀。我们需要现在就有所作为，阻止损失。否则，动物将所剩无几。”

　　由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盗猎队伍也在壮大，且装备日益精良，包括夜视镜、狙击步枪、子弹带、镇定剂及各种专业用具，一些幕后财阀甚至给盗猎者配备直升机。

　　面对这样的对手，曼德认为多数动物保护组织过于松散，且因目标不明浪费精力。“这是一场全球性的野生动物战争，”他说，“按目前的方式，我们将被打败。”

　　保护区内用武之地

　　曼德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出生于悉尼，１９岁参加澳大利亚海军，不久转入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６年后成为特种部队一名狙击手和潜水员，被派往伊拉克，为重要人物提供安保。他承认，当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１０年后会为保护野生动物，深更半夜在非洲的灌木丛中巡逻。

　　退役后，曼德在伊拉克前情报大楼里设立基地训练伊拉克警察，希望为恢复当地秩序尽一己之力。２００８年，他回到澳大利亚。一次偶然机会，他在酒吧结识一名来自莫桑比克的巡护员，后者手执狙击步枪与盗猎者斗智斗勇的故事令他心驰神往。尽管在非洲不识一人，他还是毅然买下前往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单程机票。

　　他先是在津巴布韦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做巡护员。开始，他只想尝试一下野外生活，拍几张酷照放到“脸谱”上。渐渐地，他发现，在树丛和草原上与盗猎者周旋，他的军事技能颇有用武之地。

　　“在灌木丛中，我实现了个人转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自我，”他说，“我教其他巡护员军事技能，他们教我如何和野生动物打交道。我们生活在非洲草原上，这里的生存原则和在巴格达市区没有什么两样。”

　　军事手段重在威慑

　　曼德于２００９年成立IAPF，至今已为津巴布韦１０个保护区培训巡护员，业务延伸至莫桑比克。该基金还致力于创建非洲野生动物巡护员国际标准。

　　曼德的训练思想是视巡护员为战士，教他们如何搜集和分析情报、如何进行公开和隐秘的巡逻、如何修建观察哨所、如何正当使用武力以及如何收拾战场。他使用的器械与在伊拉克战场上大同小异，有夜视镜、红外光和一种新型无人机，能在空中连续侦察５个小时。

　　“人们希望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曼德说，“反盗猎是一场准军事行动。”

　　曼德并非唯一对巡护员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人。在肯尼亚，英国陆军向保护区巡护员传授类似军事技能。在南非，前特种部队战士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非洲十几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正在试用无人机。

　　曼德认为，军事化训练的目的在于威慑。对盗猎者，巡护员旨在逮捕他们，而非一枪将其击毙。IAPF总部所在的斯坦利和利文斯通私人禁猎区最后一次遭入侵是在３年前，盗猎者被处以监禁。

　　自那以后，禁猎区再未发生过盗猎事件，濒临灭绝的黑犀牛数量较曼德到来之时增加了一倍。曼德说：“我不是说我的办法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做法有效。”

　　“民心”工程显露成效

　　并非所有动物保护组织都赞同曼德的军事化手段。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传统的“攻心术”，即通过说服教育让当地居民明白动物的价值远非牙齿或牛角。可是，在一些世代贫穷的地方，和当地居民讲道理确实不易。

　　曼德手下一名巡护员麦克·杜比说：“我为自己的工作骄傲，但当我回到自己的村落，那里的人视我为敌人。动物是他们的收入来源，哪怕只是为了它们的肉。很难让他们理解保护动物的价值。”

　　不过，有些地方的“民心”工程已显露成效。２４年前，距离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３小时车程的卡马犀牛禁猎区只有６头捐赠的白犀牛，如今已超过３０头，另有２８头重返南部非洲野生地带，没有一头遭猎杀。禁猎区内５０多名工作人员，大多来自附近村落。他们向游客出售手工艺品，收入惠及所有村民。

　　这个禁猎区的首席行政官莫利米·吉巴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当地居民意识到，让动物活着比杀死它更有价值。如果你猎杀它，你可能今天受益、明天受益，但如果你保护它，那么你的子子孙孙都能受益。我们的学校和医院都部分受益于来观看动物的游客。”

　　肯尼亚慈善组织“大型动物生存空间”创始人麦克斯·格拉汉姆认为，向当地居民传达动物保护理念虽然艰难，却是“我们能取得胜利的唯一合理途径”。“我们已在肯尼亚中部的莱基皮亚地区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功，短短一年就令当地非法猎杀大象数目下降６０％。”

　　同时，他强调加强和理顺反盗猎法案。“大型动物生存空间”向司法当局发放了一批手册，列出所有可施用于盗猎者的法律条款，如擅自闯入、非法持有军火、威胁行为和违章驾驶等。他相信，综合运用上述法规可以将更多盗猎者送进监狱。

　　在距离禁猎区千万里之外的地方，一些组织也在为保护动物而努力工作。美国旧金山的“野生救援”组织号召好莱坞明星、英国王室成员、中国奥运明星以及其他各界名人向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购买违禁野生动物产品一点都不“酷”。该组织负责人彼得·奈特说：“我们需要稍许转移一下关注焦点，减少产品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

　　曼德并不反对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开展反盗猎运动，但他也表示：“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在物种灭绝之前阻止流血，守住仅存的一切。” 唐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