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队保障中队队长倪国民今年已68岁，是地地道道的老上海人，刚来时，他吃不惯羊肉泡馍，皮肤出了一身疙瘩，现在他说“不习惯上海的湿冷天气”。

　　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

　　1965年倪国民就进入了原上飞厂，一干就是48年。一路走来的民机路崎岖不平，一种民机情结在心里挥之不去，“那是我留下青春和奋斗的地方啊”，他动情地说。正是这一份情结，让他在ARJ21—700飞机转场阎良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申请远赴试验试飞第一线，扛起了西安外场试验队保障中队队长的重任。坚守6年，每天都是第一个到现场，最后一个离开，雷打不动。 

　　他经常中午放弃休息，一直留在现场工作；晚上只要有人加班，他都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奋战，工作结束了，还做大家的司机，把加班的同事送回家；他还肩负着管理阎良保障队100多人生活的责任，每次加班他都会叮嘱：别忘了订饭。 

　　飞机转场，他会带着队员到试飞跑道与飞机道别。有飞行任务，他总是让队员们回去休息，他留守现场值班。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具备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故障总能够快速解决。有一次前起落架钢索出现问题，他到现场一看就找到了问题所在，在第一时间排除了故障，并果断提出改进建议。

　　打了退休报告又拿回来

　　不是没有动摇过。“2011年底我去过一次美国的女儿家，去带外孙。女儿劝我不要回去了，我也打了退休报告，但住了1个月，还是放不下，又回到阎良。”现在，老倪的手机桌面放着双胞胎外孙女的照片，“没事瞅两眼，心里就特别踏实。” 

　　如今，老伴也被他从美国拉到了阎良，因为“实在没时间洗衣服，靠老伴帮忙了，她现在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还张罗着给我们小伙子介绍对象呢”。 

　　连着3年的春节，倪国民都在阎良度过，“我跟老伴都经常说普通话，不说上海话了。和飞机在一起惯了，有飞机在，心头就安稳，没飞机在，心头空落落的，有时眯一会儿，都能梦见自己在修飞机。” 

　　老倪说，事业在，老伴在，阎良更像他的家。

　　“爷爷带孙子”干排液试验

　　老倪对适航取证也有一肚子话。比如，历经四五年才解决的排液试验。25部规定为“在可燃液体发生渗漏的情况下及时排出。排出的可燃液体不会再次污染危险区域”。“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就走了不少弯路。” 

　　ARJ21—700飞机排液要求高、难度大，试验有一定的风险，且涉及的专业多、部门多，协调关系十分复杂，时间又十分紧迫。经过密集讨论、反复修改，最终确定了试验方法，设计出了ARJ21—700飞机的排液思路，完成了试验要求和试飞大纲的编制。 

　　“排液试验以前从未做过，这期间有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是一个从易到难，逐步攻克的过程，有些时候可能方法有了，但实施起来很难，这就需要不断去完善。” 

　　为了做好充足的准备，提升试验前设计方案的可操作性，联合攻关团队提出，在正式试验开始前，增加试飞次数，还专门开展了多次地面试验。 

　　“我们的外场试验队里，年轻人是主力军，还有20多位70岁上下的老兵，都是来自上海大场的飞机制造厂。有人称我们是‘爷爷带孙子”的工作模式，这话不假。今后，等这批年轻人都锻炼出来了，我们老兵就可以放手了。”直到今年10月，排液试验通过，飞机达到适航要求的安全性能，老倪才松了一口气。 

　　“那您什么时候回上海呢？”问到这里，老倪笑呵呵地说：“飞机在哪儿，我就在哪里。如果干得动，我希望可以做C919大型客机的铁鸟试验件，那个我在行！”

　　本报记者 叶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