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人算不如天算 

　　其实，在327事件爆发之前，真正留给管金生处理国债期货交易风险危机的时间只有7天，其中可供改变市场不利处境的交易日仅有5个。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管金生三次改变了万国证券的国债期货决策管理机制，否掉了两个顾问团，最终成立新的决策小组，却任命了一个从来没有操作过国债期货交易的人来“具体负责操作决策”。

　　当晚何忠卿得知中经开无意协议平仓的意向后，曾打电话给廖春晖，廖告诉他，上海的事你不用管了，体制又变了，由张磊当总指挥，并明确北京的指令由刘峥嵘下达。但是，在北京的刘峥嵘和其他两位交易员，都没有印象最后两天里在万国证券北京营业部见到过何忠卿。

　　也许管金生始终没有弄明白，从16日开始摊开在他面前的这个“拆烂污”的烂摊子，尽管他自己不断努力想扭转不利局面，可在几乎天天开会要减仓的决策中，空仓量为何反而从16日的87万口上升到22日的144万口？究竟是下属执行决策不力，还是自己的指挥已经不灵？或是自己已经陷入多逼空的被围歼境地？他已无从追究。他也许没有想过在7天里三次改变决策管理体制、多次改变形势判断方向以及他打左灯向右拐的决策行为会给下属操作带来什么影响。尽管基本理性告诉他，明天（23日）“哪怕有比较大的亏损也要平”，并“筹措资金1个亿，应付追加保证金问题”，但是，不服输的性格仍可能在任何时候影响他在下一步的应对方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天晚上万国证券所有的部署都没预料到，同一利益阵营的辽国发，为了止损，会在第二天一开盘就下三滥地打出那个灭顶的变盘，而把心气高傲的万国证券晾在当场……

　　2月6日节后上班第一天，尉文渊到交易所半天，下午就出发访问美国和澳大利亚。按照邀请方的安排，他将到2月28日才飞回上海。尽管尉文渊在出发时没有什么异样感觉，可是人在外、心牵挂着交易所，似乎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在他的潜意识里转悠。“交易所的人打电话让我快点回来，说好多事情等着我处理。”他思忖，算上春节放假，身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把手”，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大半个月了……最终，犹豫再三的他临时决定改签机票提前回国。“到墨尔本机场临时换机票，由香港中转换成当天19∶30东方航空飞上海的飞机。”由于航班延误，等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时，已经是21日凌晨了。

　　21日周二下午，尉文渊来到交易所上班。当天收市，上海国债期货市场创出成交628万口的新纪录。尉文渊感觉市场异常，便在22日上午召集市场（监管）总监、国债期货部经理等研究市场情况，并据此初步讨论拟出了几条有针对性的监管改进措施。

　　22日中午，海通证券的汤仁荣来到交易所，对尉文渊说： “小尉，现在国债期货多空打得很厉害，弄得不好这个市场要出事。”尉文渊说： “小汤，你怎么知道要出事？”汤仁荣说： “我在市场里面呆着，而你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汤仁荣说这些是有根据的，他自己这一段时间混在市场里的操作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了。海通证券没有参与327的操作，汤仁荣做的是316（1992年5年期国债3月份交收的合约），海通证券是在1994年11月份开的316空仓，到12月份的时候持有316空仓大约40万口。据汤仁荣叙述： “春节放假结束，我在2月10日左右去了北京一次，跟财政部国债司的高坚、国债协会的几个朋友见了面，一圈情况摸下来感觉做空的因素都不对。当时通货膨胀还是不断地上涨，最关键的是，本来对1992年国债并没有说贴息，而现在的意思是在研究，变成不确定了。”从北京回来后，汤仁荣就要求海通证券党组开会研究决策如何处理海通证券所持空仓。据汤仁荣回忆： “当时市场价位和我们在春节前面开仓的价位已经很接近了，基本上相差一两角钱。于是决定平仓。”当时在党组会上，汤仁荣按照期货操作的惯常思路建议，既然你已经看多了，平空仓就应该开多仓；哪怕你想对冲风险、锁定价格也应该开多仓。可是党组会上没有同意他的想法，只允许他平空仓，一下子清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