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无论任何地方，都像老鼠那样令人讨厌。但绝没有人主观上愿意去当叛徒，走向叛徒这条不归路，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叛徒为数不多，祸害极大。在叛变的过程中，他们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从革命走向背叛？

　　1948年川东地下党之所以出现问题，便是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地下党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少数领导人自以为是，放松学习，思想意识有脱党的倾向，从而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造成国共斗争时期在国统地区地下党损失最为惨重的教训。

　　地下党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都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应当承认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做了许多工作，否则也不会担任较高的领导职务。在地下斗争中，他们也常身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关押甚至是流血牺牲，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正如罗广斌（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在叛变过程中，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毫无矛盾和痛苦的。”问题就在于是哪些原因决定了他们在面对“矛盾”和“痛苦”时选择了叛变这条道路？

　　刘国定的选择

　　刘国定被捕后，先没有暴露身份，可以说他应付过了特务的审讯。刘国定在《重庆党破坏和我叛变进入军统的情形》中交代：1948年4月6日早晨9点钟；我领着涂绪勋（武大学生）到中正路去会市委（委员）许建业，准备把许的工作分一部分与涂管理。涂在外等候，我先进去即发觉有异，办公室门外有四五个穿军服佩渝警卫部证章的，另外有许所服务公司中之职员。惟退走已来不及，当沉着上前去找许，即被拘捕在许之办公室中。接着涂绪勋又进门亦被扣留，我当与涂约好口供，并要他出去后通知党（特务未进办公室，尚在外等候），同时我毁去身上有关之信件等。10点钟后，我从中正路押送到老街32号K党重庆行辕第二处，以后知道因涂口供相和在中正路经过2小时后释放。

　　在第二处警卫组中，身上所有东西均搜出登记。当时，我以妻子开刀后卧病宽仁医院等候我签字输血，乃写了一个条子，找警卫组的李组长转交我的哥哥，企图借此透露消息（事后知道此条未提出）。一直到晚上11点才将我提到楼上第二科审讯，以有许建业公司中之职员工人证明我和肖胖子（泽宽）经常去找许，虽经再三申请与许系商业上一般朋友，但密谈，且许介绍我与其公司职员之姓为“黄”，而我被捕之口供又姓刘。结果，我承认了刚加入中共两月，尚未写自传。这样停止了审讯，叫我写了一篇《自白书》，完全是根据口供写的，除承认是新党员外，其他都是：“空话”……

　　刘国定在交代材料中，没有详细写“密谈”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军统特务曾晴初、黄逸公、饶林、刘崇朴在l961年12月所写的定稿《破坏“<挺进报>事件”》中为我们留下了记录：徐远举（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审讯刘是单独谈话的方式。徐在谈话中说，他已经搞清楚刘在重庆市工委的地位，劝刘叛变立场，交出市工委组织。如能这么做，他保证反动政府给刘政治出路和一定的政治地位，并举出各种例子来说明他的保证可靠性，但刘若要坚持不转变立场，那不但性命不保，而且还遭到各种酷刑，不得好死。另一方面，由于刘的爱人……徐知道她就要分娩，故对刘说：只要刘表示态度和有初步事实表现后，即将她送到医院分娩，所有费用，由徐负责供给。刘经此威逼和在利诱的煽动之下，即发生动摇，终于表示了态度，决心叛变革命立场，开始向徐交出重庆市委和人事，以及上海方面的关系人，成都方面川康工委蒲华辅，广安方面杨汉秀多人……

　　徐远举的密谈内容，既是他在成功软化了刘以后，大肆吹嘘于同行之间的炫耀，也为旁人有了记载。我们不得不承认，徐远举太会做思想工作，一个市工委书记、有经验的高级干部不曾在刑罚面前受到威胁，却在一杯茶的慢喝慢谈之中，彻底转变了立场。徐远举的一杯茶、刘国定的一次被谈话，一个要达到的目的达到了，一次思想语言和行为动作系统的全面更换也告完成了。正所谓皮鞭和镣铐达不到的功效，一杯茶便能解决。其关键就在于：心里的支撑点没啦。徐远举与刘国定的谈话到底有多长的时间，已无从查证。从现在能够看到的资料可以发现，徐远举首先利用叛徒冉益智提供的情况，一剑直插到刘国定的心底：你的真实身份、职务，我们都知道了。刘国定面对徐远举的话，仍还以为是他自己姓“黄”和“刘”的问题被徐抓住了。所以，他继续坚持说自己刚刚入党不久、只是为了做生意等理由来搪塞徐远举。徐远举从冉益智的嘴里掌握了刘国定是市工委书记的情况，但他没有一下子捅破，他一定要刘国定自己承认。正当刘国定端起茶杯要喝时，徐远举不经意的一声“市工委书记”的招呼，使刘国定手中的茶杯“咣当”一下从手中滑落。徐远举见刘国定有些惊慌失措，只是微微一笑。徐弯下身准备去收拾摔碎在地上的茶杯，刘国定也蹲下身去，连连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刘国定的失态，让徐远举有了胸有成竹的感觉。他向刘国定进一步介绍：在处理共党案件中，只要能够坦白的均可从宽，愿意工作的也一律由政府安排。他还特别提醒刘：像你这样的书记，只要参加我们的工作，那比搞地下工作要有前途得多。徐远举的话，也许刘国定并没有多么认真地去听。但他非常明了，自己现在正处于生死抉择的十字路口。平时要求下级必须保持的气节问题，现在向自己直面而来了。徐远举看着有点木讷的刘国定又说：当然，也有在我这里不配合的人，那就自然是自讨苦吃了，等着那些人的就只能是皮鞭、老虎凳这些东西。听到徐这么说，刘国定的面部肌肉抽搐起来，手也有点不知该放哪里了。这一切，徐远举看得明明白白。就在刘国定像被重重地砍了一刀而急欲捂住伤口止痛的时候，徐远举的一句话使刘国定彻底崩溃了：“听说你妻子马上要分娩了？”刘国定听着徐远举这句貌似关心却暗含威胁之意的话，心里感到万分的紧张。徐说到的这件事，是他心里最放不下的。一个恐怖的画面在他眼前呈现，假如不按照徐远举的要求交代组织，不但自己要受皮肉之苦，就连自己即将分娩的妻子也要遭受毒手。十月怀胎，孩子可不能出什么事呀！想到这里，刘国定好生后怕。他的眼光看着徐远举，有一种哀求之意。徐远举告诉他：只要你把问题交代清楚，不但你有很好的前景，你妻子分娩的所有费用也会由我解决。就这样，刘国定向徐远举交代了问题，供出了地下党组织，包括他直管的一些党员。川东地下党组织，就在刘国定贪生怕死、顾及自己家人安危的情况下而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

　　据悉，刘国定被捕以后，党组织很担心他会出问题，曾请示上海局后，让人带信给刘国定，即组织准许他自首，争取出狱，以此防范出现大的破坏。

　　这个情况在叛徒骆隽文的一份材料中也得到了印证：刘国定老婆小阎（应为“小严”），有党籍，在刘被捕后，她给刘一张纸条，“大姐要你写自白书出狱”的纸条。纸条落特务手即被捕追讯，即自白出狱。后与刘国定在杨家山同受到优待，并同时出狱，住汉利药房。一天，阎给徐远举写一字条：“我们药房楼下来了流氓，非常凶暴，希处长派人来逮捕救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