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利抗敌，均乐于从命

　　“灾民赖以救济，军事赖以扶助，忠勇坚毅，成绩斐然……”早在1932年“一·二八”时期，上海就有100余名童子军深入战区从事服务，优秀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受到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嘉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童子军理事会发起组建战时服务团。当时规定，童子军团员必须年满16岁，但是不少学生为了不失这次报国机会，虚报年龄。

　　淞沪会战首日，童子军即投入工作。在后方，他们的主要阵地是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不仅担任警卫维持秩序、协助看护急救包扎，还处理一系列杂务。一名女童子军曾在日记中如是描述一天活动：“黎明起床，八点钟到总部报到，然后到难民收容所帮忙分配食物，举行检查，教儿童读书。再为成年人读报，帮忙喂婴儿乳。下午到医院服务，协助医生及看护扎绷带，实行器皿消毒，这样过了整个下午。下午七点到总部报告，然后回家睡觉。”

　　此外，警察局交通委员会的汽车管理、公用局的汽油收发亦由童子军担当。一天，几名童子军发现四川路上有辆满载面粉的大卡车，正向虹口方向偷驶，他们巡查后发现，原来是不法奸商企图利用公共租界，将物资偷运至日军阵地。他们立即联络公共租界巡捕，当即把卡车拦下，将物资交付慈善机关作为救济难民之用。

　　交通、保安、慰劳、军需、募捐、侦察、救护、消防……童子军活跃在各个领域，“凡是有利于抗敌后援的工作，各机关团体分派他们去做，他们没有不乐于从命的”。

　　十几岁之龄，冒枪林弹雨

　　随着淞沪抗战热情高涨，上海童子军人数从最初的1000人增至2500余人，其中年纪较长、训练有素者，被选派服务前方。

　　他们以十几岁之龄，冒着敌人的炮火威胁，往来于上海市区与战地之间，配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抢救和转运伤兵。例如11月8日南市失陷，团员向前线出勤1871次，将23925名伤兵转运至租界区及后方医院，并在前线救护难民84人，对前线战士予以支持与鼓励。

　　“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在谢晋元率团牵制日军、掩护主力转移之际，11名童子军成员冒着枪林弹雨，为守卫四行仓库的战士送来三车慰劳品，而另一个备受称道的事迹，则是“杨惠敏送旗”。

　　当时，上海润州中学初二学生的杨慧敏作为童子军战时服务团成员，来到抗战前线。激战正酣时，杨慧敏看到大上海遍插日本侵略军的“膏药旗”，而苏州河岸的四行仓库却没有中国国旗，她孤身一人冲过火线，泅渡苏州河，为壮士献旗，一时轰动海内外。

　　中华新生命，尽报国之责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新生命，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献此力为人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一曲童子军歌，唱出少年志士的抗战勇气与报国决心。

　　童子军洪志信曾奋战在淞沪抗战第一线，后来他撰文回忆：童子军虽然都是青少年，可是和成年人一样“战斗”，最忙的时候，饭也顾不上吃，水也顾不上喝，再脏再累也不怕，没有一个人退缩。

　　他们也为抗战付出伤亡与牺牲，截至1944年10月底，17名上海童子军成员为国捐躯，35人受伤，另有2人失踪。除上海外，浙江、江西、陕西、云南、广东等多地可见童子军身影，曾有统计表明，截至1941年10月，全国就有1.5万余名童子军参加战时服务团。

　　英国苏玛士勋爵在总结二战时期童军运动时写道：“无论什么年龄、什么级别，服务精神是真正的童军精神。和平时期提倡的行善精神，到战时发展为自我牺牲精神……”这同样是中国童子军精神的诠释。

　　本报记者 范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