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个晚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被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同志送上一列武汉开往西安的货车,孩子们白天在狭小的过道里玩,晚上困了就在箱子上铺好稻草睡觉。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那将是我11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
在我见到父亲之前的岁月里,他的生命已经与中国革命融为一体。但在我面前,那就是一个陌生又慈爱的父亲,他摸着我的头,除了疼爱,没有更多的言语。11岁的我哪里知道,父亲肩上的重担,与中国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
父亲没有讲过他的情况,就是讲,我也听不明白。对父亲那段时期工作的了解,我还是从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那里和通过自己学习获得的。
纠正白区“左”倾错误
红军到达陕北时,日军侵略华北的行动急剧升级。华北危急,全中国危急!1935年12月17日,中共瓦窑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策略,研究了北方局工作方针和组织领导。会议决定,由我父亲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领导北方局的工作。
杨尚昆叔叔和薄一波同志说,父亲到华北时,“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但华北地区党组织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危害,损失严重,干部缺乏,无力领导。”杨尚昆叔叔在怀念我父亲的一篇文章中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后,就立刻投入紧张而繁重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他着力肃清‘左’倾机会主义影响,提高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恢复各地方的党组织……”这一时期,父亲陆续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等文章,指出“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关键”。
据《张闻天传》中所述,在父亲的领导下,“不过三四个月时间,北方工作就有了基本转变。”从1936年春到七七事变十几个月间,父亲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父亲在北方局这一段的工作也给予高度评价。
领导华中敌后抗战
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日子是短暂的,1938年11月,我和哥哥还在延安保育小学上学时,父亲已经离开延安去中原了。他临行前托人给我们捎来一小筐鸡蛋和一张便条,嘱咐我们好好学习。
父亲离开延安四个多月,于1939年3月返回延安,这期间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8月,送我和哥哥离开延安去莫斯科学习。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重返华中抗日战场。
父亲二进中原,是1939年9月15日同徐海东、刘瑞龙同志等一批军政干部走的。父亲这次到中原正迎上国民党反共高潮即将到来的满天乌云。父亲一行为了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刁难和可能出现的麻烦,让徐海东佩上少将军衔,父亲则化名胡服,以徐海东将军秘书的身份前往。出发之前,父亲对徐海东将军说:“不要忘了,我可是你的秘书哟。”徐海东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那么大的福气!”父亲多年做白区工作,曾扮成过各种各样的人。这一次扮成秘书,他一会接住徐海东脱下的军帽,一会接住他的外衣。回来后,徐海东很是不安,父亲却笑着说,这种环境下工作,必须机智,演戏演得要像才成。晚间,陕西省委向父亲汇报工作,徐海东坐在一旁静听。过后,徐海东风趣地说:“这几天,我白天当首长,晚上可就是小学生了。”
当时抗战形势相当严峻。国民党军队在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里,已尽失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1938年武汉、广州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认为:“只要控制中原,就能支配中国。”
当时,华中受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抵制,不仅整个华中,就是在新四军内部,除陈毅等一部分同志深入苏南、苏北和皖东北敌后外,其余还徘徊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边缘区,依赖国民党而不积极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错失大好良机,使华中和新四军的发展不仅受到严重影响,还埋下祸根。
父亲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后为华中局书记)。“发展华中最好的时机,事实上已经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来得及补救。”这是父亲当时对华中情况的分析。
他建议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华中,使华北、华中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新四军互相支援。中央采纳了父亲的意见。1940年1月初,鄂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此后,皖东北、苏北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来,并取得著名的黄桥战役的胜利。
然而,正当父亲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战如火如荼时,国民党却磨刀霍霍,向共产党开刀了。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这段日子里,父亲不顾日军飞机轮番轰炸,经常守候在译电室内,了解电台同延安、皖南联系的情况,度过了8个不眠的日夜。他打电报给被困的项英,要他想方设法突围到江北,并派曾希圣等组织皖南独立支队,收容事变中失散的人员,继续开始敌后游击战争。11日,父亲与陈毅同志联名致电新四军各部队,通报皖南事变情况,并通过各种统战关系向国民党政府抗议,要求立即制止围攻新四军的行动。
国民党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围剿的结果是新四军更加壮大。1941年1月18日,父亲和陈毅致电中央,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父亲为政委。
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叹气说:“没料到皖南事变起到了割韭菜的作用,越割越旺。”
代理党中央主席
1945年8月上旬至10月上旬,毛泽东同志离开延安,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他去重庆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委托父亲代理党中央主席的职务。
9月17日,父亲代表中共中央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同志发电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至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以控制冀东、热河。
不到两个月,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基本完成,陆续开到东北的部队达11万人、干部2万余名。这一次前所未有的军事大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却又及时将分散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至此我军已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这个阶段,父亲成功地完成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重托。
作者介绍
刘爱琴
刘少奇同志之女。1927年生于湖北武汉,当年交由一个工人家庭抚养。1938年到延安,次年赴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回国。1958年至198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计委工作。离休前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离休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