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1937年“七七”事变后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他归属八路军序列。后一阶段，即1941年至抗战胜利，他归属新四军序列。从1938年至1940年，父亲所在部队的建制和番号变化较多，作战和活动的区域也较大。除了勇于作战，父亲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敢于直言，从不察言观色、也从不患得患失、违心屈服”。

　　深入部队 发现问题

　　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为适应国民党政府对军队编制的要求，八路军取消了政委制度，只建政训处，部队中旧军队习气有所抬头。父亲最初担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受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委派，去前线第115师调研。在广泛接触和调查后，父亲受命起草了题为《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名义上报党中央。父亲在报告中写道，“政治工作的建设是军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政治工作建设，则军事建设是不完备的，甚至军事建设本身将受到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一连几天，窑洞里的灯光彻夜不熄，显然毛泽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紧迫和严重。中央电令八路军总部，批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下令恢复我军原有的政委和政治机关制度。从那时起到如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几经易名，却再未更改过部队中军政各有一个主官主持工作的制度。

　　恢复政委制度的同时，八路军乘势在全军展开了整顿军阀残余作风的运动，一批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如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分别担任了115师、120师和129师的政委，父亲也被任命为第115师344旅政委。

　　支援黄桥 苏北会师

　　八路军115师344旅是一支老红军部队，前身是红15军团，由大别山走出来的红25军和陕北红26军组成。旅长徐海东，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整个抗战时期，父亲都与这支部队生死与共，结下深厚情谊。

　　抗战初期，344旅主要在太行山一带作战，并开辟了太南区根据地。1940年2月，344旅奉命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杨得志先后任司令员，父亲任政委。同年4月，父亲奉命前往冀鲁豫，配合彭雪枫部行动。东进南下的路上，父亲及纵队机关和直属队在冀南永年县辛寨突遇日军袭击，敌人久攻不下，竟施放毒气，父亲和多人均中毒昏倒，但部队仍坚持打退了日军进攻。

　　第二纵队主力到达冀鲁豫地区后，与杨得志汇合，整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父亲任政委。1940年五六月间，第二纵队粉碎了日军2万余人的大扫荡，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6月，父亲率二纵部分主力南下，与彭明治的苏鲁豫支队和彭雪枫的新四军6支队会合，合编为第四纵队。7月，按照中央命令，父亲在给彭雪枫留下部分主力部队后，又率部南下皖东北。与刘少奇会面并讨论后，决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各部队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父亲任司令员兼政委。8月，父亲率部东进苏北的淮海、盐阜地区开辟抗日战线。

　　10月初，父亲遵照中央指示和陈毅电令，率部支援黄桥决战。第五纵队连续突破盐河、旧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阜宁、东坎、建阳、湖垛、苏家嘴等城镇，直下盐城，对进攻黄桥之敌形成夹击之势。8日，黄桥之战仅用了6天就取得胜利。八路军和新四军成功在苏北会师。

　　英勇歼敌 不断壮大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第五纵队进入新四军序列，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父亲任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领导苏北地区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部队的进攻。

　　1942年底至1943年冬，是苏北抗战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穷凶极恶的日军对新四军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华中局、新四军首脑机关及新四军主力。父亲率第三师利用河网港汊复杂的地形，多次阻击和侧击日军。日军找寻不到新四军首脑机关，便气急败坏地扫荡苏中地区。父亲又率第三师主力全面反击，策应苏中，连续收复阜宁、东沟、建阳等城镇。反扫荡战斗持续到1943年3月，第三师在局部反击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对日军展开全面反击。

　　1944年，战争主动权开始转到新四军手中。父亲率第三师抓住有利时机，在盐城和阜宁地区沿海地带进行了一系列局部反攻战斗，如高沟杨口歼灭战、滨海地区系列攻势等。

　　父亲在回忆苏北抗战的文章中写道：自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至抗战胜利的5年中，第三师作战4700余次，歼敌6万余人，自身伤亡1万余人，部队由2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建立并巩固了4.2万余平方公里的解放区。

　　自行车上 指挥战斗

　　在1941年至1943年间，日军多次对盐城、阜宁等地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父亲率部进行反扫荡。由于高度近视，父亲不便骑马，于是就改乘自行车。自行车的“驾驶员”，就是时任第三师司令部通信参谋的王扶之。由于父亲经常坐在自行车上听取汇报，制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这被形象地比喻为“自行车上的指挥部”。

　　1943年春，第三师师部转移途中，在芦堡外旧黄河堤附近遭遇日军。随师部行动的特务营依托河堤与日寇激烈战斗，部队伤亡较大。特务营营长陈金保、政委黄炜华请求师部立即转移，可是父亲就是不肯走，他说：“师指一撤就会动摇军心，不能撤。”在坚持指挥了一段时间后，才在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下，勉强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同师部的其他人员一同撤出战斗。转移途中，他坐在自行车上发布命令，调单家港附近的第八旅22团1个营增援特务营。就这样，父亲在自行车上指挥了6次大规模的反“扫荡”战斗。

　　消除大患 赢得民心

　　苏北地区历史上有两大患，一为匪患，二为海患。匪患历史悠久，明末即有记载，加之地处沿海，海盗亦很猖獗。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从1941年上半年开始，父亲率部大力清剿土匪，多年匪患得以平息。第三师进入苏北时，恰遇海啸成灾、难民遍野。父亲经多方研讨，决定以发公债、以工代赈的方式修海堤，不足两个月建成90里海堤。海堤竣工第二天，又有海啸来袭，但大堤屹然不动，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连一些曾抱怀疑或抵触情绪的士绅，也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向新四军靠拢。

　　与日伪顽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第三师还积极推动经济和文化建设，不仅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使军民生活有较大改善，还恢复和发展了中小学教育，并且办了冬学、公学，教育规模和质量都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

　　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当时许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如邹韬奋、阿英、范长江、孙冶方、薛暮桥、贺绿汀等纷纷来到苏北，不仅繁荣了根据地内的文艺活动，而且还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文化战士。　　　　 （于明山 整理）

　　作者介绍

　　黄晴

　　黄克诚大将之子，1948年生，人民日报社原国际部主任。当过知青和中学老师，大学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1985年至1986年在日本任驻外记者，上世纪90年代又先后在德国和美国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