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不禁想起家父董必武，正当半百至花甲之年，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国共合作抗战，曾与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在国民党区域的武汉、南京、上海、重庆等中心城市开展联络团结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起了重大作用，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护和坚持，并与拓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更好地衔接了起来，为争取抗战全面胜利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促膝叙旧 救亡图存

　　1937年9月，父亲奉命代表中共离开延安奔赴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时候，我尚未出生。后来才听说，因大革命失败，家父被迫于1928年撤离武汉经日本转移至莫斯科，1932年回国秘密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阔别十年之久，家父与老朋友们武汉重聚。这些老朋友，许多都是他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有过交往的志士仁人，包括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的何成浚、湖北省政府代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严重、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石瑛等当权者和张难先、李书城、周苍柏、孔庚等在野名流。家父与老朋友们促膝叙旧，纵论国事，说明国共两党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合则受其益，分则受其害，这些老朋友对家父讲的救亡图存取胜之道亦均表赞同，即便是过去不赞同家父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同乡友人蔡寄鸥也著文称，家父在武汉所开展的工作“够人佩服”。

　　在中共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家父同样坚持广泛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主张。他到达武汉后最先发表的几篇文章，主题都是如何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参加抗战，尤其强调必须着力发动、组织、武装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积极参战，指出只要依靠民众就一切都有办法，这是持久战获胜的基本条件。

　　派遣精英 挫败图谋

　　家父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心城市的十年经历是多方面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即团结又斗争。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一件事，从中可窥见一斑。

　　发生在武汉的一件事，是家父协助周恩来，一致决定派遣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到军事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蒋介石嫡系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开展战时服务工作。熊向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从家乡武昌南下，就读于由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按照周恩来和家父的部署，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准备随团北上陕西到胡宗南部“服务”。

　　当该团途经武昌时，熊向晖被胡宗南考察选中，并决将这个出身于官宦之家的英俊青年培养为黄埔系的“栋梁之材”。据熊向晖回忆：1938年1月的一个夜晚，他乘胡宗南宴请其父之机，渡江到武汉八办接组织关系。家父接见了他，向他分析了胡宗南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家父着重说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我们要吸取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对同盟者国民党右派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而招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事实证明，周恩来和家父对国民党顽固派两面性的预见是正确的。他们布下的闲棋冷子，被胡宗南送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委任为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由于熊向晖及时提供准确详尽的情报，中共中央对蒋介石、胡宗南历次企图武装“闪击”延安的谋划了如指掌，争得了战略主动权，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争取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义正辞严 反击叫嚣

　　1943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中央整风学习，全面领导南方局工作的重任就落到了家父的肩上。当时，正是蒋介石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一面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一面通过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顽固坚持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大肆制造消灭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的反动舆论，以军事进攻与政治逆流相结合的两手策略，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又于9月操纵召开了炮制反共决议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这时，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只有家父一人，因已获悉国民党顽固派欲借此次会议通过反共决议，遂决不出席会议以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玩弄手段，派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中央委员王世杰出面敦请家父与会，声言决无利用会议反共的意图，但至会议的第四天即在同月21日的会议上，何应钦在其军事报告中实行突然袭击，诬称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违背军令政令，擅自挺进敌后，扩大防区，强收粮税，对国民党军搞磨擦，任意发行货币，扰乱金融，并在西北地区大种鸦片，破坏禁政等等，造谣中伤竟达一小时之久。

　　报告一完，应请出席会议的家父依会议规则即席提出口头质问，用事实逐点加以批驳。家父的质问有理有据，何应钦无以作答。国民党CC分子破坏会议规则，不等何应钦作答，竟纷起发出反共叫嚣，致使会议无法进行。家父即向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声明决不能出席这种宣传反共、破坏团结的会议，遂拿起苔草帽，夹着公文包，愤然退席。此举除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外，还获得绝大多数参政员的同情，他们以中共有家父这样的老共产党人“至感佩慰”，当时还有人写诗称赞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精神：为国谋团结，奔驰大后方。只凭三寸舌，胜过万条枪。暴露言辞尽，从容任务偿。声明离议席，理直气轩昂！

　　公而忘私 国而忘家

　　1944年底，因要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和历史问题的讨论，家父曾回到延安。次年春，经中共中央严正交涉，决由家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的代表，参加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发布了包括家父在内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名单。4月，家父即离开延安返回重庆，率秘书陈家康、章汉夫飞往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家父深感这次赴美所肩负的使命重大，一面要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共同出席大会，参与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并在宪章上签字，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一面要联络华侨华人和美国友好人士，向华侨华人组织发表演讲，编写、出版《中国解放区实录》，论述国内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合作建国的根本立场与态度，阐明中共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全面介绍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以及对全民族抗日战争所起的巨大作用，指出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抗日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才是目前中国局势唯一的、民主的解决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争取在抗战胜利中建立起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团结、强大、繁荣的新中国。

　　中共中央在较艰难的情况下，仍给了家父一笔相当数量的赴美经费，以便开展活动。代表中共向《华侨日报》捐助一万美元和出版《中国解放区实录》英文版开支，为《新华日报》和其他有关部门购置必要的设备与急需的物资，在美国旧金山、纽约等地的全部活动，处处事事都要花钱。家父省吃节用，最后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个人活动经费2600余美元，加上在美接受的华侨爱国赠款，全部用于购置设备和其他物资了，因而没有为自己和家人买任何一件东西。

　　1945年11月下旬,家父飞抵重庆，三天后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旋即马不停蹄地重返重庆。我和母亲忍不往问了声带了什么“洋货”给我们，家父语气平静地对我们说：没有带，一点也没有带，所有剩下的钱都填补进去充公购买公物了，你们不会认为这太不尽人情了吧？我们延安现在的生活还很苦，全国人民的生活更苦，党给我们的一分钱要当两分钱用，能节省的就节省，节省下来的钱能用在公事上的都要尽量用在公事上，先公后私嘛！　　

　　（于明山 鲁明 整理）

　　作者介绍

　　董良羽

　　董必武同志长子，1938年出生在延安，跟随父亲到处奔波，重庆、南京、延安、西柏坡……1948年进入小学读书。1957年考入哈军工雷达专业，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七机部某研究所工作，后来又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大校军衔。目前还担任董必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兼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