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父亲赵超构进入《朝报》任编辑、记者。1937年5月起父亲在《新民报》发表杂文。1938年任《新民报》主笔兼国际新闻编辑。他是当年《新民报》知名的“三张一赵”之一（“三张”指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1944年春，当局之所以同意他随中外记者参观团赴延安采访，因为家父平时给人的印象是耳朵背，说话少，讲的又是温州话，估计别人也听不太懂，到延安后也难以采访交流。

　　其实，他既不痴呆也不傻。1925年“五卅”运动中，家父就与同学一起游行抵制日货。读高中时，开始接触进步书报，曾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他进《朝报》当编辑记者后，在报上发表观点鲜明、风格犀利的时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就早有警觉；他写下多篇时评，揭露鞭挞包括墨索里尼、日寇在内的世界法西斯无耻行径。

　　父亲以笔为戎，时评文章几乎每天写一篇，有时一天写两三篇。父亲喜欢用“沙”的笔名，意思就是沙子虽小，聚沙可以成塔，但一经破坏，即成一盘散沙。他的愿望是国人团结抗敌不涣散。我１９３５年出生。父亲给我起名“东戡”，正是蕴含着向来自东方的侵略者之仇恨，表示戡灭日寇的意思。我家里曾经有一本年代小册子，上面记着每一年每一天的大事。我出生那一天，就有关于伪满政权的记录，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见证。

　　进入参观延安名单

　　中央档案馆等最近首次联合举办了一个档案史料展，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新民晚报记者给我看了部分展出图文的复制资料，其中有赵超构等中外记者在延安的内容，包括当时呈报党中央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在延安日程安排手写件，还有参观团全体人员名单等。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名单”包括全体成员姓名、国籍或籍贯、代表机关或报刊、通讯社。共21人，中方记者9人，外国记者6人，国民党官员等6人。人员中既有国内9家报馆的，也有代表美英苏14个外国媒体的，还有国民党管宣传的。单位和人员的构成，可以说是“阵容强大”。赵超构为什么能进入这个海内外有影响的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去呢？

　　新民报最初报出的人员，是采访主任浦熙修。但国民党认为她偏左激进，会讲共产党的好话，而否定了。新民报再报了当时名气很大的主笔张恨水，不料张恨水家人临时得病，去不了。最后派了年轻的主笔赵超构参加。当时他才三十多岁。

　　首次平视描写毛泽东

　　“延安！延安！在路上揣测了半个多月的延安，终于映入眼帘来了。”父亲把这一激动期盼的语言，作为《踏进延安》篇的开头。他在《延安一月》中专门写下“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一节，用记者平视的眼光和生动的细节，真实客观而又细腻传神地描写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在回答了中外记者连珠炮的提问后，迅速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进行阐述：一是国共谈判。二是关于第二战场。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谈话会持续了三个小时。毛泽东侃侃而谈，独到坦诚。“他的词句异常审慎平易，语气虽坚决，可不像一般延安朋友那种‘张脉偾兴’的样子。”“他从来不创造什么空中阁楼的漂亮理论，他的议论一贯是为现实的斗争而存在的。”

　　难能可贵的是，《延安一月》并没有停留在对毛泽东演讲风格和外貌举止的描写。父亲要探索回答：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是以本来的面目出现；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棉袄来了。”“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与旧形式之中播种的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

　　忠实介绍 自由批评

　　父亲有一个习惯，当记者出去采访，不用笔记本拼命记录很多，最多记一点数字。年轻时他进报馆以后，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在延安一个多月的参观采访中，他沿路观察，白描记叙，很少直接提问对话。

　　但是，父亲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当所见所闻有感而发的时候，他就直言。他在“忠实的介绍”同时，还用笔进行“自由的批评”。可以这样说，父亲就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现代史学研究者、地方志原貌录写人的眼光和笔触，首次多侧面地勾勒描述出延安这片“新天地”。

　　从未去过抗日根据地的父亲，延安之行还有一些场面更让他印象深刻。他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和军民百姓身上的巨大潜能。进入延安前，他发现一路都是山地，人烟稀少，草木不生。而进入陕甘宁边区，他看到特别的景象：“没有荒地，几乎没有一处是荒废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我直感到边区的开荒运动，确实名不虚传”。面对生产运动热火朝天，他不用虚笔，细细写来。从边区、到三五九旅、再到两个连队，他简直是用抽样统计和保留史鉴原始资料的严谨态度，一一分别详细记下三个“样本”的数字，其中包括土地面积、开荒亩数、细粮和蔬菜产量、牛羊猪鸡鸭的数字。其中连队的数字，具体到个位数……

　　在参观陕甘宁边区这一“新社会试验区”后，父亲坦诚地写道：“边区有好的现象，同时也有缺点。作为一个新社会的试验区，随时检讨他们的成果，作为施政者的参考。”

　　思想的力量赢人心

　　1944年7月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离开延安。父亲共撰写了8篇西安至延安间的通讯、入延安后的39篇通讯，从当年7月30日和8月30日起分别在重庆和成都《新民报》连载。10月18日刊完后，由新民报结集成《延安一月》于1945年1月出版，5个月内重印3次，销量数万册。日本也翻译出版。但不久《延安一月》即被国民党新闻宣传当局列为禁书，当局无理规定“只参观不报道”。其中6月12日那天毛泽东招待晚宴和晚宴前对记者发表的局势前途的重要讲话，国民党严控中央社，最后只发了“毛泽东设宴欢迎记者团”寥寥几个字。

　　思想的力量，赢得人心。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父母是《新民报》创始人。1945年，吴敬琏15岁那年读到《延安一月》，非常激动。他说：“非常光明的一个社会在中国出现了，虽然这个地方很小……我当然非常向往这个地方。”

　　延安之行，在父亲心里留下深刻印象。他撰写的《延安一月》，真实客观完整地记录了“新社会试验区”，见证了“延安窑洞出马列主义”。它在中国抗日战争新闻史、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价值是永恒的。

　　本文口述：赵东戡（赵超构之子），整理：潘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