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的民生调研已经为时两月，主题是特大型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一经接触，有不少市民愤愤地对笔者抱怨：如今的夏季，最烦人的噪声来源有两种——一是大树上的蝉，二是广场上的大妈舞。然而，多个广场舞群文团队也向笔者表示：她们愿意与市民、与小区和谐共处，希望有种管理机制来平衡彼此间的诉求。

　　为此，我去闵行区寻求两全其美的可能性。之所以选择闵行，是因为二十年来她的变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城市化的活标本。如截至2013年9月，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达到了260万人，另有数十万的流动人口。这种人口导入强度，使得闵行兼具上海中心城区和郊区的所有社会管理难题。区长赵祝平曾言：“城市管理中许多难题顽症，往往会故态复萌、来势更凶，治标容易治本难。切切实实地提高自我发现率、有效处置率和文明巩固率，是管理机制创新的关键。”

　　对于开展广场文化活动，群众的需求极为旺盛；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有限的公共文化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曾有统计，闵行实有各类群众活动广场（场地）200余个，广场文体活动团队3000余支，每个广场少则几支，多则十几支团队共享场地，供需矛盾突出已久，严重时甚至出现争夺活动场地等群体纷争。在笔者看来，广场舞等文化活动一方面是当前许多市民日常文娱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一道未富先老社会的文化必答题。在有限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内，如何引导群众文化活动有序开展，是基层文化单位回避不了的课题。

　　不可否认，闵行文广局对此还是做了一番探索的：一是改进硬件设施，全力避免安全隐患，同时在新增设施里植入文体活动的时间、音控等细节管理；二是引导市民参与管理机制设计，发挥群众组织参与广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与正能量；三是调动社会力量有效参与，拓展出更多的舞台和空间，扩大文化活动影响力与亲和力。而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群文团队作为自治组织一方面在尽力维护自身的文化权益，另一方面也在努力管控自身的社会形象。有意思的是，“大妈”们在强势之余，更有强烈的荣誉感，为了尽快改变公众眼中和媒体传播的刻板印象，不少团队自发制定了不成文的“活动守则”，更新舞蹈样式、统一团队服装、明确活动时间、注意音量控制，甚至在中高考期间还会主动减少广场活动频率。

　　也就是说，综合主客观因素，创新广场舞治理机制的群众基础已经成熟；顺势而为，就完全可能形成新的城市文化业态与社会和谐境界。这其中，政府文化职能部门的角色重新定位也是个突破口。为避免政府插手过多，达到群众自治管理的目的，闵行的很多广场在改造之初就考虑到了以后的“退出机制”。如相关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广场采取社会团体管理运营的模式，在区、街镇、广场三级层面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即区群艺馆开展面向广场团队骨干的文艺培训及年度主题展演比赛；街镇文体中心做好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维修和更新，落实优秀团队的补贴；每个团队中各自的文化服务志愿者互相沟通、协商，共同维护和管理文化广场，从而实现政府引导、社会管理、群众参与的公共服务管理新机制。

　　社会问题要由社会解决，具体来说就是“用群众来做群众工作”，政府部门如何借此契机，用服务换取管理的主动权，理应是破解类似广场舞难题的核心思路。（作者为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