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距离订婚整整四年

　　1943年圣诞节前夜，我与朱明哲订婚，当天晚上被日本宪兵队抓进他们的牢房。出狱后的这几年里，我和她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我每个星期天都约她出来看话剧，看电影。我稿费收入不多，不敢乱花钱，一般是在大光明大戏院下面的光明餐厅，点一客汤、一客饭，比如，扬州炒饭、金必多汤等，饭后喝杯咖啡，从不看夜场戏和电影。因为这个时候已是抗战后期，盟军飞机常来轰炸上海日军的军事设施，日军还调了一批关东军到上海。这些关东军特别野蛮，怕他们欺辱妇女，所以晚上是不出门的，事实上晚上10点钟左右就戒严了。

　　抗战胜利后，我很忙，要挣钱结婚。当时编刊物的收入是每期的印数乘以定价，抽5%编辑费，我的收入相当于现在10000元左右。我还编《西点》杂志，请施蛰存翻译二战中的各种间谍案，内容非常精彩，改成半个月一期，我得版税4%，一个月五六千元。同时，我还挤时间编《巨型》，多少也有点收入。这样，我就可以多挣一些。有的作家生活有困难时，我还多分点给他们。比如我给施蛰存就多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叫林微音的作家，是个怪人。他红鼻头，喝酒，抽烟，穿绸衫。但他外语好，文字好。我请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不能指定他翻译什么。他每次交三篇稿子，往我桌上一放，然后，仰头朝天看，抽烟。这个时候，我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稿费拿出来，付给他。一千字一斗米（当时一千字一般是200元，最高500元一千字）。他每次很准时，时间一到，他总会把文章拿来的。他一拿到钱就喝酒。他靠卖文为生。

　　我想结婚，但没有房子。那时，前楼住两个哥哥，妈妈住亭子间，我住的三层阁，做新房不像样。我妈就出主意，分家。在奉化乡下，我家有二十几亩地，可以卖掉。另外，奉化的房子和宁波的房子都可以卖掉，但钱还是没多少。于是我们又将新闸路住房全部出卖。四笔收入加在一起共有35根金条。我大哥拿10根，我二哥拿10根。我因未成家，分到15根。我二姐夫在虹口临潼路，代一个英国洋行出租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我和二哥拿出20根金条，给他作为顶费，顶下第二层楼，我和二哥、母亲都搬来住。

　　我住在二楼前楼，很大的一间，有个阳台，做书房。后楼是二哥夫妻和三个小孩住，母亲住亭子间，后面小房间佣人住。这时正是《幸福》出版第四期，也是销路最好的时候，那个时候钱多，就在花园里种树、种花。房子装修花了一笔钱。我的三个姐姐为我买家具，算是送礼。1947年，我与朱明哲结婚，距离1943年年底订婚已整整有四年。

　　婚礼在康乐酒家举行。康乐酒家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成都路口），解放以后改成美术馆。我对康乐酒家有两点回忆，值得一提。

　　第一，是1944年左右，张爱玲的小说《传奇》出版后开座谈会，由《杂志》主编主持，我也应邀参加。座谈会就在康乐酒家举行。我在这个会上对《传奇》提了不同意见。我认为书中有些人物有些变态。老作家陶亢德、傅雷也有这种看法。张爱玲听了很光火，认为我在攻击她。第二，是1945年上半年，即抗战胜利前。有一天，《杂志》编辑吴江枫对我说：“康乐酒家有一个会，请你一起去参加。”我到那里一看，张爱玲来了，谭惟翰也来了。谭是一个作家，小说写得蛮好，还是大学教授，他会唱京戏，人长得也英俊。还有我的朋友石琪、徐慧棠等。影片《孔夫子》的导演费穆也在，戴了一副茶色眼镜。他是《秋海棠》的导演。开会时，吴江枫先讲话。他说现在失学青年很多，我们想搞一场义演，把这些钱捐给他们，可以让他们继续读书。然后，他提议大家排演话剧《秋海棠》。由谭维翰演秋海棠，张爱玲演罗湘绮，石琪演军阀，我演马弁，是划秋海棠脸孔的那个小角色。我一听，马上说不行。我说我不能演这种角色，因为我不会说国语。费穆听了就对我说：“这场义演观众只是看人，不是看戏，不要紧的。”他还说：“你讲国语不行，我会教你做动作。”我听了费穆的话，就无话可说了。两天后就开始排练，石挥、白文都来指导，大家都来了，张爱玲却没到，好像她不愿意演，她不肯露面。义演这件事后来就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