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千里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资深演员。他从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进步的影剧活动，对中国影剧界的历史非常熟悉，知道的趣闻逸事很多，故而有“电影界活辞典”之誉。钱千里待人和蔼，善于言谈，幽默风趣，我和他共事多年，受益匪浅。

　　初来上海，赵丹请他吃大菜

　　我和钱千里家是世交，他和我的叔父梁志仁、赵丹、顾而已等是南通崇敬中学的同学，该校的校长是顾而已的父亲。他们志趣相投又爱好戏剧，于是组织了一个小小剧社，这个剧社就设在南通寺街我的老家内。他们演过田汉的《南归》《苏州夜话》等舞台剧，还办了个刊物《枫叶》，赵丹、顾而已等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有一次，他们去城河里游泳，我的叔父不幸溺水身亡，赵丹、顾而已等不敢再见我的祖母，从此就不再来我家活动了。

　　不久，赵丹考取了上海美专，顾而已也到上海大同中学求学。接着，朱今明（建国后是北影的总摄影师）和钱千里也去了上海，他们都参加了左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舞台剧。千里告诉我，他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他和蓝苹曾经是同事，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蓝苹常差他去办些私事，因此了解到蓝苹的不少隐私，但他从没对人说起，想不到“文革”中还是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千里说，他刚来上海时，生活是很困苦的，幸亏赵丹、顾而已等人帮助，才慢慢站稳了脚跟。不过，赵丹他们有时喜欢捉弄钱千里。有一次，钱千里正跨过有轨电车的轨道时，赵丹吓唬他，说当心触电，吓得钱千里急忙奔出轨道，他们乐得哈哈大笑。后来赵丹进明星公司当演员，也介绍钱千里去那里当场记兼演员。

　　千里告诉我，当初他们住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一带，常常在一些小饭馆里吃饭，由此接触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人物，袁牧之、赵丹他们就这样写出了《马路天使》。有一天，赵丹对钱千里说，今朝夜里请侬吃大菜。他当时不知道“大菜”是什么。进了一家白俄人开的小饭馆，赵丹点的是最普通的罗宋汤和炸猪排。他告诉钱千里，大菜就是西菜，这里的面包挺吃（沪语，随意吃）。钱千里看见桌上只有刀叉，就问赵丹怎么没有筷子。赵丹又讥笑钱千里：“侬又洋盘（沪语，不识货的人）了吧，西菜是用刀叉的，今朝侬是阿木林（沪语，乡下愚民）开洋荤了。”他接着又说：“今朝是掼派头吃大菜，明朝要节省点，只能吃大饼油条了。”

　　拍摄《马路天使》时，钱千里除了当场记外，还演了个理发匠。戏开拍之前，有一天，导演袁牧之领了一个小姑娘来，介绍说准备让她演小红。众人当面不说，背后却纷纷议论，说这是个小毛丫头，又没演过什么大戏，在艺华公司不过是个小配角，对她能否胜任表示怀疑。可是袁牧之慧眼识人，坚持让她演小红。她就是周璇。钱千里因担任场记，始终都在现场，亲眼看到袁牧之为指导周璇费了很多心血，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周璇很聪明，又很用功，加上片中两首动人的插曲，从此开始走红。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千里在香港再见到周璇时，已是十多年后了，但周璇对当年共事过的朋友仍很热情。她衣着朴素，不施脂粉，而且非常节俭。坐计程车快到目的地了她看到计费表又要上跳时，就叫车停下来付了费，然后自己走过去。

　　远赴香港，出演《小二黑结婚》

　　抗战胜利后不久，1947年，钱千里受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之聘，参加该公司的创业巨作《国魂》的拍摄。永华公司老板李祖永原是经营印刷厂并承印钞票的，他财大气粗，该片的制作费高达100万元港币，在当时是颇为惊人的。该片的主角是刘琼（饰演文天祥），为他配戏的演员均为重量级人物，如陶金、高占非、顾而已、乔奇、顾也鲁、袁美云、孙景璐、王熙春等，如此多的明星集聚一堂，实属罕见。全片使用群众演员也多达一千多人。钱千里说，这种豪华场面，他也从来没有见过，每天从下午开始化妆，要到晚上才能开拍，傍晚厂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吃饭时像在办婚丧喜事，浪费也很惊人。虽然永华公司也拍过一些有影响的影片，但老板大手大脚、不善经营，终于难以支撑而关门。

　　钱千里的好友顾而已、顾也鲁、高占非等人，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办了一家进步的大光明影片公司，于是钱千里就去那家公司当演员。大光明出品的进步影片《野火春风》《水上人家》《小二黑结婚》中，钱千里均担任角色。《小二黑结婚》改编自赵树理的同名小说，反映解放区一对男女青年小二黑与小芹，为争取婚姻自由，与封建顽固势力抗争的故事。孙景璐饰演小芹的母亲，是个装神弄鬼的巫婆，钱千里演她的丈夫于福。孙景璐热情开朗，也乐于助人，和她一起演戏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由于以往所演角色的定势，钱千里饰演较多的是一些性格软弱、备受欺压的小人物，但顾而已为香港长城影片公司导演《血海仇》时，就让钱千里出演一个黑道人物。这部影片由李丽华、陶金、韩非等主演。接着，南群影片公司拍摄由夏衍和葛琴编剧、章泯导演的《结亲》，请钱千里演一个乡绅。这是一部讽刺喜剧，反映了江南农村中那些地主老财，解放后又想用攀龙附凤的手段，通过结亲来达到他们继续压迫农民的目的。在这两部影片中，钱千里一改过去常演的地位卑微的小人物形象，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

　　在香港期间，钱千里又结识了一些新的同事，如李丽华、冯喆、韩非、戴耘、王丹凤等人，都是当红的演员。钱千里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很多表演技巧。新中国成立后，钱千里回到了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现身说法，场记工作很重要

　　20世纪50年代初，我到公私合营的长江影片公司演员组去报到，第一次见到了钱千里。虽然是初次见面，由于两家的渊源，钱千里对我非常热情和关照，并向我介绍了组里演员的情况，如戴耘、王人美、沙莉、高博等。那时戴耘是组长，她正值中年，德高望重，对我这个刚进厂的“小学生”特别爱护。

　　不久，我被调去担任场记，情绪有点波动。钱千里以自己曾担任过场记的经历来开导我。他说，场记是在摄影场进修的最好机会，因整天在导演身边，不但可以学习导演的各种知识，还可熟悉拍摄的整个程序，通过实践和努力，将来可朝导演方向发展。千里还提醒我，场记工作要全神贯注认真细心，对场与场、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连接要特别注意，包括演员的动作、服装、道具及细节等等。当初他担任场记时曾出过一些差错，如上一场拍外景时，某一人物是戴帽子的，而拍内景时场记忘了提醒，结果没有戴帽子，有时演员在上一个镜头手里有个小道具，拍下一个镜头时由于匆忙，忘了拿这件道具，这些都会闹笑话的。

　　不久，长江公司和昆仑公司合并，我被分配去陈鲤庭导演的《彩车曲》（后改名为《劳动花开》）摄制组，去接替另一位场记的工作。这时戏已拍了过半。有一天，在导演家里讨论剧本。外面一个房间是电影文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陈鲤庭也是该所的负责人之一。我看见钱千里也在那里，休息时就走过去向他问好。钱千里特意向我介绍陈鲤庭导演，说陈先生不但造诣很深，又是理论家。说起陈鲤庭对工作之投入，钱千里还讲了一段趣闻：有一次，陈先生拍完戏后叫三轮车回家，车夫问他去哪里，他竟然把手一挥，叫声“开麦拉”（电影导演常用术语，意谓准备开拍），弄得三轮车夫莫名其妙。

　　钱千里说，我们有空也常来这里坐坐，我们喜欢这里的艺术氛围。赵丹他们不拍戏时，也常来这里聊天。大家和赵丹开玩笑，叫他“赵一万”。我起初没听明白：怎么叫他赵一曼？钱千里解释说，赵丹每次来这里都带一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一元），包括抽烟、午饭等开销，所以叫他“赵一万”。另一位王林谷（《舞台姐妹》的编剧之一），因工资比赵丹低，每天只能用五千元，所以叫他“王五千”。文学研究所曾经组织过多部可供拍摄的剧本，如《上饶集中营》《鸡毛信》《两家春》等。

　　钱千里以95岁高龄驾鹤西去，也算是高寿了。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