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贿赂者中间，袁世凯可能是出手最大方的，行贿方式更是无微不至。1903年，领班军机荣禄病重，袁世凯计算奕劻将继任，遣杨士琦持银十万两相赠。庆王正式履新之后，袁世凯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儿女成婚，皆由袁一手布置，不费王府一分钱。当时的知情人刘厚生说：“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表面上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庆袁这对组合，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甚至于袁世凯在1909年下台，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

　　辛亥变起，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与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二人皆为袁党）第一个想到能挽回局势的，就是袁世凯。而能说服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的，也只有奕劻。

　　1911年11月1日这一天，奕劻五十年的官宦生涯，差不多到了尽头。

　　该日，奕劻、那桐、徐世昌联名上书，请“迅简贤能，另行组织完全内阁”。诏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以奕劻为弼德院院长，那桐、徐世昌为弼德院顾问大臣。在革命浪潮中，这个人事安排，为奕劻留足了退路。不过奕劻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全部结束。这年年底，南北和谈进入关键阶段，清帝逊位与否，南北双方难以达成一致见解。

　　1912年1月17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据宗室溥润回忆，隆裕宣召奕劻进宫，奕劻念叨“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溥润称奕劻是秉承袁世凯旨意。

　　2月12日，清帝逊位，家人劝奕劻前往天津避难，奕劻执意不肯。亲家孙宝琦与长子载振强行“绑架”奕劻至轿车，天未亮即出正阳门，赶头班火车奔赴天津。车发北京，奕劻如释重负，卧榻而眠。至天津，奕劻饮食如故。

　　在天津小住一段时日后，听闻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革命风潮已经平息，劫难已过，奕劻终究舍不得北京的一片家业，遂再回北京。一进庆王府，但见满目狼藉，犹如抄家。问下人，回禀称：“您前脚刚离府，二阿哥和五阿哥后脚就进府了。还有几位挎枪的洋兵陪着，一溜十几辆车把能拉的都拉走了。”奕劻面色坦然，“罢了，拿去就拿去吧”。二阿哥和五阿哥，即奕劻二子与五子，一喜狎妓赌博，一嗜田猎玩耍。至上世纪30年代，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就称，庆王府的钱，“其赀已罄尽”。　

　　1917年1月28日，奕劻病死。庆王府按惯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讨谥号，为其评定一生功业，故而停尸不殓。内务府大臣初拟谥“哲”，按谥号解，知人曰哲。溥仪不同意，亲选四字，让内务府选择，为“谬、丑、幽、厉”。溥仪之父载沣闻此，终觉同为宗室，有所不忍，劝溥仪网开一面。溥仪仍不肯。后在亲贵力争之下，才赐谥“密”字，密者，“追悔前过”之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