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但同时也是盛行骈文的国度。因为汉字单音的缘故，用骈体组成的语句便容易让人产生美感。如《易经》的“满招损，谦受益”，《尚书》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句法排比已趋规整。周初武王牧野之辞“左杖黄钺，右秉白旄”，骈语之中已不乏藻绘景象。而《左传》中郑伯说的一句“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则七字联语，虚实俱惬。虽其时骈散未分，却正是《文心雕龙》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的一个雏形。而在今天的口语里，我们也会听到“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样的话，朗朗上口，意象生动。

　　可以说，大凡名言佳句，基本都是骈偶的，骈偶是上天赋予中国汉字的一大特质。因此从魏晋到中唐的这一时段，出现过不少文学天才，他们没有义法的拘束，不特别强求句句骈偶，就是用典也不是非得叫人不懂不可，从而产生了大量多采多姿怡人心目的美文。

　　近百年来，白话施行，文言久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白话文中除了偶尔几句“排比”手法外，骈文离我们的生活愈来愈远，《联绵字典》上大量的语汇已是陌路过客，传统意义的“美文”也不可能再现。不过，如今我们要写一封客气一点的信柬，或者要像模像样地祝贺什么，倘对骈文多一些了解，想必不会没有什么益处吧。

　　窃以为，骈文从孕育到成熟再到衰退，经历了三步曲。 

　　骈散不分的孕育期

　　从上所述，可知骈文一开始就是从骈散不分的状态下生发出来的；还可以发现，这种骈散不分状态后来又大量渗透到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写作之中。不妨说，老子的开宗明义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就是一大段骈句形式的微言妙论。庄子之文则多腴辞藻饰，如《逍遥游》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间世》的“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老庄如是，其余诸子也无不如是。在孔子、孟子、列子、晏子、管子，以及杨墨、韩非等的著作中，都可以无所不在地发现这种骈散杂糅的文字。

　　但这里特别要提出一位骈文承上启下的人物，此人就是李斯。清代李兆洛做了一部《骈体文钞》，便破例收了十篇先秦的文字，而李斯一人就独占八篇：七篇是铭文，一篇是《谏秦王逐客书》。《谏逐客书》在列数由余、商鞅、张仪、范睢为秦所作的巨大贡献之后，笔锋一转，写出如下著名的一个骈文段子：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内，疎士而弗与，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庭；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廏。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才思艳发，有理有气，真所谓“四两拨千斤”，汉以后文字笔力，决不能如此驰骋从容而一无顾忌。

　　李兆洛评此文曰：“是骈体初祖。”也许经过千数百年的酝酿发酵，骈文就从此进入自觉阶段了罢？

　　《文心雕龙》有一段话说：“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近人瞿兑之对此解释道：“他的意思是以《离骚》直接《诗经》，而为词赋的开山祖。有《离骚》而后有汉人的词赋，词赋应用在一班的文体上，于是成为骈文。所以讲骈文，不能不托始于《离骚》。”因而认为：“西汉末叶的文风，已经渐渐有了骈文的格局了。”并举出匡衡与王褒的两篇文字说：“这种均齐的句调，置于唐人集中也不易辨别。”同时指出：“至于一篇之中，纯乎以骈文立格者，却自蔡邕为始。”

　　一个以李斯为骈文初祖，一个以蔡邕为立格之始，那是两人聚焦点的差异，不足为怪。但清末王先谦所选《骈文类聚》却涵盖了词赋一类，又把《离骚》等楚辞作品也纳入囊中，这就无法调和了。

　　但不管怎样，文笔分异终究不可避免。

　　骈散分途的成熟期

　　所谓文、笔，说的是文章有文和笔两大类：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这是六朝时提出的，标志骈文从此可以脱离散文而独立存在了。反观此前虽不乏骈文的自觉者，也不少众口传诵的名篇，但西汉由于偏重乐府与词赋，格局未具。两汉交替之际，风气渐开，尚有待定型。到了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一纸手诏，其对法的单偶参用，已见流宕之致，颇具齐梁范式：

　　大圣以功德为高美，以忠和为典训。故创业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义，使力行可效。是以勋烈无穷，休光茂著。稷契载元首之聪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虽经营庶官，仰叹俯思，其对岂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绩，茂之如此。是以每将镂符析瑞，陈礼命册。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

　　此后骈文便日趋成熟，并在六朝盛行近二百年，作品无数，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成了当时的主流文学。其影响之深远，历唐及宋，虽有起伏而斯文不替。

　　清代中叶，蒋士铨有一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风行海内。此书起自六朝，迄于赵宋，入选二百八十余篇，涉及各类应用文体。蒋氏是诗人、戏曲家，他对骈文的某些观点散布于全书，因尺幅所限，但举短文若干如下。如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令》：

　　威明昨宵奄复殂化，甚可痛伤。其风韵遒上，神采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文辩纵横，才学优赡。跌宕之情弥远，濠梁之气特多。斯实俊民也。一尔过隙，永归长夜。金刀掩芒，长淮绝涸。去岁冬中，已伤刘子；今兹寒孟，复悼王生。俱往之伤，信非虚说。

　　评曰：“寥寥短幅，气韵自佳。”

　　沈约《为晋安王谢南兖州章》：

　　臣以莱孱，幼无秀业。依天宅照，藉海凭澜。王爵早加，藩麾夙树。进不能闲诗西楚，好礼北河；退无以振采六条，宣风万里。怀惭起惧，载溢心颜。而皇明辉烛，照被弥远。遂乃徙旆淮区，迁金济服。朱骖出邸，青组临方。瞻惟征宠，俯仰亡厝。

　　评曰：“其秀在骨。”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沈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评曰：“笔底自具仙气。”

　　庾信《谢滕王赉马启》：

　　某启，奉教垂赉乌骝马一匹，柳谷未开，翻逢紫燕；临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画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济饮酒之欢，长驱金埒。

　　评曰：“用事巧而不纤，下笔柔而不弱，允为神品。”

　　又庾信《为黄侯世子与妇书》：

　　昔仙人导引，尚刻三秋；神女将梳，犹期九日。未有龙飞剑匣，鹤别琴台。莫不衔怨而心悲，闻猿而下泪。人非新市，何处寻家；别异邯郸，那应知路。想镜中看影，当不含啼；栏外将花，居然俱笑。分杯帐里，却扇床前。故是不思，何时能忆。当学海神，逐潮风而来往；勿如织女，待填河而相见。

　　批曰：“艳极韵极。”

　　以及庾肩吾《团扇铭》：

　　武王玄览，造扇于前。班生赡博，白绮仍传。裁筠比雾，裂素轻蝉。片月内掩，重规外圆。炎隆火正，石铄沙煎。清逾苹末，莹等寒泉。恩深难恃，爱极则迁。秋风飒至，箧笥长捐。勒铭华扇，敢荐夏筵。

　　批曰：“值物赋象，态致极佳。”

　　至于长篇杰构，则最多隽句，不胜枚举：

　　写景则“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萝生映宇，泉流绕阶。月松风草，缘庭绮合；日华云实，傍沼星罗”（祖鸿勋《与阳休之书》）。

　　议论则“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郈成分宅之德。鸣呼世路崄巇，一至于此”（刘峻《广绝交论》）。

　　述怀则“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龙睇大野，虎啸六合。猛气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泰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廓宇宙”（吕安《与嵇茂齐书》）。

　　艳冶则“妆明蝉之薄鬓，照坠马之垂鬟。反插金莲，横抽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支，偏开两靥。亦有岭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宝凤，授历轩辕。金星与婺女争华，麝月共姮娥竞爽。惊鸾冶袖，时飘韩椽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佩。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者也”（徐陵《玉台新咏序》）。

　　讥刺则“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风云凄其带愤，泉石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孔稚圭《北山移》）。

　　按蒋士铨评《北山移》曰：“酌文质之中，穷古今之变。骈文断推第一。”又力挺徐庾，并认为徐“逸而不遒”，庾则“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但指出徐陵的《与北齐尚书令求还书》，其“沈雄之气，畧逊子山，顿宕风流，后来无比”；《劝进元帝表》则“质文不掩，情韵双兼。遒劲让开府，而典则胜子安矣”。

　　子安，即王勃，蒋氏对《滕王阁序》的评价是“清华婉丽，秀逸圆匀，子安之序，推此第一”。而对其余作品却不无微词，如《净惠寺碑》“冗滥轻薄，渐开俗派”，《上巳浮江晏序》“清新处自堪采撷，滑易处断不可学”，《秋夜山亭宴序》则“亦多滑语，是以去六朝愈远”。《游冀州韩家园序》虽“未臻高格”，多少还肯定了一下“雅韵殊饶”。

　　至于骆宾王的名作《传檄天下文》，却根本不入蒋氏法眼，断定“此文殊未尽致，浅学亟称之，陋矣”。独有燕国公张说的《上官昭容集序》，蒋氏评曰：“气质古雅，度越唐贤。”的确，其结句“悯琱管之残言，悲素扇之空曲。上闻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兰台之新集”，凝重悠远，那才是真正的唐人风味。

　　蒋氏认为唐代骈文整体上“滞而不逸、丽而不遒”。然而当时庙堂的大制作毕竟是骈文一统天下，当初韩愈用古文写《平淮西碑》，裴度就坚决反对，只是韩碑在内容上引起争议，遂命翰林学士段文昌用骈文重写一稿。但古文运动的余波，威胁了骈文的霸主地位，绵延到了两宋，而后渐渐走向衰退。 

　　骈散复合的衰退期

　　在昌黎起八代之衰前不久，他的房师陆贽正做着治国安民的骈文，替德宗在《兴元大赦制》中说出“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蒻，居安忘危……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的忏悔之语。虽为骈句，但痛切陈词，直言无讳，足可感动人心。

　　而从古文半路出家的李商隐，则善达宛转之情、无奈之思，往往绵邈三叹，是雄视中晚唐的骈文大家。蒋氏说“樊南手笔，气焰虽短，熨帖自平。存为初学程序，固不患于迷途也”。

　　两家的叙事说理灵动疏宕，后来宋人的四六文都不无吸收并参以变化。例如，欧阳修《谢复龙图阁直学士表》的“苟临危效命，尚当不顾以奋身；矧为善无伤，何惮竭忠而报国”，苏轼《谢量移汝州表》的“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王安石《手诏令视事谢表》的“论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变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于施为”，苏辙《分司南京到筠州谢表》的“不亲吏民，许追思其过咎；稍沾禄秩，俾粗免于饥寒。人微固无可言，恩深继之以泣”，乃至汪藻《布告天下手书》的“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等等，展示了不同于初盛唐的风貌。

　　这种别出机杼，以散行之气，运骈偶之文的文风，是欧阳修与苏轼开启的。看多了齐梁的金碧水彩，忽然还有这么清新明快的水墨山水，眼前为之一亮。

　　南渡以后，朱熹也写得一手平直坦夷而又振藻含章的奏启。然而物极必反，为了应对科举，此后的作法卻愈发苛细起来。如必求议论之工、证据之确，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因此组织繁碎，文格日卑，去古渐远，完全没有了唐以前那种韵动声中、神流象外的气象。同时还要求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一篇四六几乎全是故典的堆垛。

　　《四六谈麈》说：“四六之功全在裁剪，若全句对全句，亦何以见工。太祖郊祀，陶穀作文不以‘笾豆有楚’对‘黍稷非馨’，而曰‘豆笾陈有楚之仪，黍稷奉惟馨之荐’。时人许其裁剪。”《书录解题》说商隐之作“以近世四六观之，当时以为工，今未见其工也”。大约宋人只是追求一二联精警的句子，却没有整篇出色的大文章。

　　学问的展览，技巧的比拼，这样的骈文何能再有令人赏心悦目的阅读享受！所以到了明代，何李之辈文必秦汉，茅归等人但尊八家，三袁则一空依傍，专写他的小品，加上科试八股，人们既然不必看重骈文，那么衰退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骈文在有清一代文化学术空前繁荣的背景下借机复苏了起来。其时文家辈出，名作迭见，虽体格不一，流别各异，而骨格韵调，颇能超轶流俗。于是曾燠《国朝骈体正宗》鼓吹在前，张鸣珂《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呼应其后，一编在手，蔚为大观，却不知已是无可奈何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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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骈体正宗》编者序中有一句总括的话：“骈体之文，以六朝为极则，乃一变于唐，再坏于宋。元明二代，则等之自郐，吾无讥焉。”

　　吾无讥焉？那末，就此打住。

　　（标题书法：童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