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阅读抚慰

　　在成名要趁早的演艺圈，陈建斌大器晚成。20岁上大学学了四年表演，然后读研究生，1998年，他排孟京辉的话剧才算建立了一个演员的自信。到1999年，29岁的陈建斌主演了第一部电影《我亲爱的祖国》。“我已经快30岁了才刚刚开始我的事业，我对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好演员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但对我能不能干上演员这个行业非常动摇。”

　　在无比的痛苦煎熬中，陈建斌最好的排解是读书。有一次，他在宿舍里看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抚慰我似的，有人在告诉我说：‘你并不孤单，你所遭受的痛苦每个人都遭受到过。’”成为职业演员后，阅读帮助他完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我看赵丹的自传，石挥的自传，包括马龙·白兰度的自传，我会看很多遍，一直到今天为止。有时候我觉得有困难，我就会翻那些书，看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单纯的快乐

　　其实早在16年前，陈建斌就写过剧本，写过很多类型，但大部分都没有完成。2年前，他在重庆拍《兄弟兄弟》时，有一天买了一本《人民文学》，读到了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奔跑吧月光》。小说讲述一对淳朴的农民夫妇，被一个讨饭的傻子缠上，有了感情之后，傻子却丢了……“我读到小说的结尾，脑子里就浮现出了这个电影。看完第一遍，电影的雏形已经出现了。”陈建斌着手买版权，不会电脑打字的他用了4个月，一笔一画写完了剧本。

　　“创作跟看书一样，就是一个人的爱好。我就是不当编剧，我也喜欢写东西。”陈建斌说，他写东西不是为了挣钱或者博名，就是“愿意”。他看过的很多电影大师，他们也都是先有一个文学形象，再把这个文学形象通过视听语言，去描绘成一部电影作品。

　　动机很单纯

　　《一个勺子》采用纪录片式的写实风格，剧组在甘肃圭城古城拍戏，服装道具全部是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为了追求真实，陈建斌带着傻子在街上走动的戏份，是把摄影机架好后偷拍的。陈建斌认为，这个故事的题材决定了它是一个粗糙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要找到跟主题相配套的拍摄方式。

　　作为新导演，陈建斌最大的困惑是 “什么都想要”，“我可以把这个电影拍成很多种风格，影像上、剪接上、镜头上、人物状态上，可以有至少30种变化。但是，你最终得选择哪种风格最能够表达主题，而不是说现在流行什么形式。”陈建斌说，很多人劝他处女作要考虑商业元素，“对我来说，我希望这个电影是个纯粹的东西，有没有挣到钱或者拿到奖，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如果失败了，我就回去当演员呗。”本报记者 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