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能把从海底的珊瑚虫到振翅一飞几千里的鲲鹏列一个“生命速度光谱”的话，我想，人类之中最慢的那一批，恐怕就是写诗与读诗的人。

　　这与诗歌本身的属性，即奇异的浓度分布模式有关——一大张白纸，寥寥几行，每行才十余字。你想快也快不了，因为没有人会因为效率而去读几十个字的短诗。可哪怕是一两个词的时空指涉，没有个数天半月，你未必还真能参透，而要推敲出一两个好词，又得花上多久呢？

　　所以我常说，诗之大部分不是写在“字里”，而是写在“行间”的，或者说那是一个梦的空间。佩索阿有言：“写作即物化梦”，而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更深一步解释说，建筑学的根本是栖居的诗学，而空间的作用并非填充物体，更应是人类意识的居所，它“庇护白日梦，也保护做梦者”。我想，小小诗歌不就是一栋供人做梦的房子吗？那么记下了梦之后，又能给谁读呢？

　　前些日子，在镇江召开的首届世界华语诗歌大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读诗者莫不会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自己爱上写诗的前因后果。悉心听完后，我恍然大悟，原来在诗歌之外，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那么“快”的人：有些是开着事务所的律师，有些是忙碌不分昼夜的住院医生，还有远居缅甸或多伦多，为家儿老小的生计打拼了半辈子的海外华侨。他们的生活难道不快吗？可一旦提起了笔，念起了诗，那栋奇妙的、供灵魂栖息的房子就一下子搭建了起来，巴什拉的“诗完整占据了我们”一句形容得再准确不过。

　　这些愿意变得最慢的人，偏偏又遇到了比鲲鹏还快的互联网。有趣的化学反应由此发生：微信诗歌群里每天都有新作发布，此间这份共享的快乐，简直会让当年欲说还休地写下“如果明天我的作品全部丢失，我会觉得难过，但不会难过之极……”的佩索阿大师羡慕至极。

　　可是，依旧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哼哧哼哧好几年捣腾出一本诗集，可能一点成本都拿不回来。对此我是这么理解的：写作并非一个动机或起因，而已是一个完成时。对创作者最完美的酬劳，不是其他，仅是作品本身的完成。至于其他，则并非他或她的力道所能及，若想得太早太多反而不妙，不是吗？

　　仔细一观察，生活中没有谁能永无节制地高速颠簸，时不时以读诗、写诗态度去生活的其实大有人在，只是形式不一而已。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一把年纪去学乐器的，有因迷恋暗房气氛自己洗胶片的，有因喜欢翻页质感而收集纸质书的，甚至还不乏穿针引线多年的缝纫爱好者与坚持自制家具最靠谱的木工达人。举例来说，做15mm胶片电影，冲洗、拷贝做出60秒完整影像的成本就要上千元，若用索尼设备做上60分钟也费不了几个钱。对于人们的不解，他们一笑以蔽：“经济学家那边最好算的一笔账，我们这儿可行不通哦。” 

　　诗歌大会快结束时，我突然瞥见了汉学家、美国诗人梅丹理，只身一人坐在热闹的酒店大堂，低头翻看一本诗集。他硕大的身板，蜷在小小圆桌前，却读得那么安静、入神，周边的许多仰慕者都不忍打扰。

　　这一瞬间，我突然有了种欣慰的感觉：这群世上最慢的人，不管有没有坐到鲲鹏的背上，大概都能在珊瑚虫的节奏里悠然自得吧。难怪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里言之凿凿：“我再重复一遍，一位诗人永远不会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