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我们的结婚时代

　　那时候已是1977年的夏末，我们找的是闻名遐迩大杨浦著名的红光照相馆。妻子在好友姚桂仙陪伴下去了理发店做了一回吹风，当时的理发店还不敢越雷池半步开设烫发染发等业务，只能象征性地在爱美爱漂亮的女孩头发上作一些虚拟的花哨动作。便是如此也行不通，红光照相馆的摄影师一见便连连摇头，说，这种发型是不可以拍结婚照的！只得在他的开导和诱导加上帮助下作了一番处理：找来两根橡皮筋将头发扎成了两把扫帚短辫，方才可以坐上摄影机前的板凳。

　　又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条，结婚要开结婚证，开结婚证之前须得由厂子里开结婚证明。当时上海地方法规办：男30，女25，男女的年龄相加必须达到55周岁以上才可以开结婚证明。我青春28，女友芳龄26，相加的结果恰恰少了一岁！这一岁偏偏少在了男方我的头上。当时成立小家庭的先决条件缺了这一张盖有厂里证明的纸片还硬是路路不通——凭结婚证明，方可去民政部门开结婚证书，方可去商店购买五斗橱夜壶箱方桌马桶大中小一套浴盆等物事，方可去木柴商店购买打家俱的木头木板方子等等。

　　没办法，只能脚头勤快地往厂工会办公室多跑几趟。负责此类事情的女士姓余，四十多岁。起初，她一本三正经地说这是规定，后来见我态度好，说话好，腔调好。终于有一回和颜悦色地问了我一句：听说你蛮会写文章的，请你帮我写几封信。我抽出信纸，一一打开，这才知道是一些在支内或回乡挑重担的原厂里职工寄来的诉苦求援信。余女士向我布置了回信的几大原则：文字上一定要客气，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一定要劝他们安心工作，扎根农村或三线！同时告诉他们，厂子决定给他们每个人补助十元钱。最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回上海，在当地“抓革命，促生产”，组织上会继续关心他们这些为国家挑重担同志的！也许是我的回信起了一定性的效果，也许是那补助的十元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很快就来信了，十分感谢厂领导！余女士大为高兴，高兴之余于是为我开出了证明盖上了大印，说，你帮助了工会工作，决定对你照顾一下，反正只提前了不多的几个月时间——我算过了你那没到点的一岁其实就五六个月的辰光，也算不上什么大犯规……

　　接下来，便开始了杂乱无章投五投六像没头苍蝇似地一番忙乱。我们去了保定路舟山路的木材商店，其实已经不是商店店铺，而成了一条街，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凭结婚证明加户口簿购买打家具用的木头三夹板纤维板。

　　当年时兴的是“36只脚”——卧床、大衣柜、五斗橱、床头柜、四方台和四把椅子的脚统统加在一起的总数；“四大件”——要名牌的：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台钟。购置齐全，结婚的硬件才算搞定。“四大件”理所当然地全部凭票供应。

　　说来有趣，而今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停摆的上海牌手表深藏柜子里不见天日，缝纫机跛了一只脚靠边歇着去了，唯有三五牌台钟依然很雄威地在哒哒哒走动。不仅如此，发票犹存，购买店是上海南京东路132号友联钟表商店，日期为1977年3月12日，同时还有一张出品单位上海中国钟厂的使用说明书，上书两行字：“钟能歪斜走，针可倒顺拨。”

　　“36只脚”“四大件”的置办虽然很难，但还不算顶顶难，难上加难的极品，完全和今天一个样——房子是婚姻的必需品。关键的问题是，房子从哪儿来？这才是最根本最要命的棘手活。

　　我们的结婚时代，有几个经典镜头可视为绝妙的注解：一是大街上马路边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房屋交换”的纸头，什么放弃地段小调大，什么求面积放弃煤卫等等不一而足，恰似今日触目惊心的小广告铺天盖地；二是公共聚集场所，每到华灯初上，便是调房大军出动之时，人头攒动，如沪东工人文化宫和控江电影院门口；三是由组织出面，常常是按系统举办的，如轻工局冶金局纺织局、杨浦房地局、某某街道等等，出一张广而告之的通知在周日下午借某某学校举行调房会，欢迎市民参加云云，颇有今日房展会婚博会之声势。不用说，我自是跻身其中不亦乐乎，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