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5日,我采访了浙江龙游运输公司退休工人、金华地区政协委员祝葆卿。他就是在1937年2月连续三次驾驶飞机,送周恩来往返西安和延安的国民政府飞行员。虽然这时他已是71岁的老人,但身板笔挺,牙齿整齐,标准军人身材,且记忆力很好。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与周恩来的这段往事。
周恩来有急事要飞延安
那是“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2月13日,大年初三早晨,细雨霏霏,祝葆卿所在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七大队一中队的飞行员们,围坐在西安机场机棚门口,等候天气好转,以便驾机升空训练。9架战机齐刷刷地停在一边。7点钟刚过,一辆旧式小轿车在百余米外的岗哨处停住了。一位军人跳下汽车,径直向机棚走来。他三十七八岁年纪,穿着灰黑色布军装,腰间扎一条宽宽的士兵皮带,浓黑的络腮胡子把五官端正的脸庞映衬得更加白皙,一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
“请问,谁是这里的负责人?”这位军人微笑着,将一封介绍信递给了副中队长陈又超少校。
飞行员们围到陈又超身旁,见是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将军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将军有急事要回延安,请速派飞机护送。想不到站在面前的这位彬彬有礼的士兵装束的人,竟是周恩来!
陈又超说:“天气不好,不适合飞行,有危险。”
周恩来坚持说:“我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公事,一定要去。”
陈又超只得说:“既然有重要公事,上去看看,天气是否转好……”回过头来对祝葆卿说:“祝葆卿,你上去看看。要小心,如不能穿过云层就立即回来。”
从笕桥航校毕业分配到空军部队只有两个多月的祝葆卿,立即上机起飞。
这是一架新可塞双翼飞机。天下着蒙蒙细雨,西安上空,云层较薄。飞到距西安80公里的三原时,云层越来越厚……祝葆卿返航,向陈又超报告:“天气确实不好。”周恩来似乎有点失望,搓着双手,对陈又超说:“我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情,请你们想想办法。”
陈又超犹豫片刻,对祝葆卿说:“不妨试试,让周将军自己看看就晓得了。还是你上去吧。”
周恩来示意:要沉着莫慌张
“那好,去。”周恩来很高兴,过来与祝葆卿握手,并问祝葆卿姓名,到空军几年了。听了祝葆卿的回答,周恩来说:“你年轻,将来很有希望。”
上机后,祝葆卿帮周恩来扎好绑带,并告诉他如何使用降落伞。周恩来坐在后舱,和祝葆卿的座位隔一层玻璃。起飞后,祝葆卿细心地操纵着飞机。飞过三原之后,雨越下越大了,云也越来越厚。眼前一片迷茫,驾驶舱内那只水平仪玻璃管里的一颗珠子乱滚,飞机剧烈晃动。祝葆卿感到继续前进会有极大的危险,便回过头来向周恩来打“前进”还是“回去”的手势。周恩来明白了祝葆卿的意思,手指了指北方,示意飞机继续北飞。祝葆卿只得继续向北飞,可是气候条件越来越恶劣,飞机是逆风而飞,不久就失去了平衡,一下子没入茫茫云海之中,既分不清上下左右,也看不清东南西北,在气流的强大压力下颠簸着,犹如波峰浪谷之间的一叶扁舟。随着气流压力加大,飞机颠簸直下,发出“昂、昂”的怪叫声。祝葆卿额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将操纵杆拉高,不到两分钟又下来了。按此情况,可以弃机跳伞。祝葆卿又一次回过头来,一边打着“跳伞”的手势,一边拼命喊叫:“跳伞!快跳伞!”
周恩来向祝葆卿摆摆手,示意他要沉着,莫慌张。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拍子簿,用铅笔在上面写了点什么,然后撕下来,从玻璃下面的空隙中塞给祝葆卿。祝葆卿接过来一看,是红铅笔写的一行字:“祝飞行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勉强!!!”意思是实在无法向前飞的话,就立即返航。祝葆卿决定返航。
飞机继续在云海雨幕中穿行着,像一匹陷在黑暗中的瞎马。周恩来沉着、镇定的情绪感染了祝葆卿。他集中精力操纵着机件。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险情,飞过铜川之后,飞机终于钻出了云层,能见度好了,顺着山沟,过洛川,终于返回了西安,历时两个半钟头,此时已是下午1点多。周恩来既兴奋又高兴,拍拍祝葆卿的肩头说:“侥幸,侥幸!想不到你们空军会遇到这么大的危险!”
据祝葆卿回忆,他送周恩来走出机场时,周恩来对他说:“中午我请你吃饭。”祝葆卿笑笑说:“周将军,你有多少工资?”周恩来伸出两根手指:“二元。”祝葆卿惊讶地说:“二元还能请我吃饭?”周恩来解释道:“这二元是给我刮胡子的。有用途可以报销的。”祝葆卿还是摇摇头表示不愿意去。周恩来最后问了一句:“你吃饭一定不去?”祝葆卿回答说:“以后有机会再吃。”
第二天,天气晴朗,祝葆卿终于把周恩来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合影
第三天一上班,陈又超接到上级指令:立即派飞机到延安将周恩来接回西安。他对祝葆卿说:“昨天你去,今天还是你去吧。”祝葆卿问:“怎么了?”陈又超回答:“不该问的不要问。”
空中寒冷。祝葆卿带了一套飞行服飞向延安。上午9点多,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一下子被正在修机场的民工与战士围住了。有人喊:“美国人!”有人喊:“张学良!”有人喊:“中国人!中国人!”
祝葆卿向警卫排长说明来意。排长跑步到值班室打了个电话。不一会,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骑着马驰来,还牵着一匹马,排长称他为“宋局长”。祝葆卿上马,随“宋局长”到一间屋子前下了马。进屋一看里面设施很简单,祝葆卿就问:“你们就在这里办公?是什么部门?”宋回答说:“公安局。”原来,他正是延安公安局局长宋裕如。
给祝葆卿沏好茶水,宋裕如即打电话向上级报告,说“来了嘉宾”。搁下电话后,宋裕如对祝葆卿说:“周副主席去不去西安,中央还要开会讨论才能决定。你先休息休息。”中餐就在公安局吃,八人一圆桌,菜肴丰盛,还有酒。祝葆卿怕多喝误事,只象征性地抿了几小口。他记得,陪餐的还有一位参谋长。餐桌上,祝葆卿向大家介绍了一些航空和飞机投弹的知识。餐后,他还在宋裕如的办公室小睡了一会。
大约1点多钟,中央的电话来了,决定下午2点出发。随即,宋裕如局长陪着祝葆卿返回机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肖劲光七位红军领导人已等在飞机旁边了。毛泽东向祝葆卿走来,祝葆卿马上立正,行军礼。
“欢迎你!”毛泽东一手扶着祝葆卿的肩膀,一手指着那架飞机说,“以前,这种飞机是带着机关枪和炸弹到这里来的。今天你来,是带着和平喜讯来的。我们欢迎你。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
周恩来也上前和祝葆卿握手,他亲热地说:“祝飞行师,我们又见面了。”说着,他把祝葆卿介绍给林伯渠和其他领导人。
起飞前,祝葆卿爬到机舱里拿出那套特地带来的飞行服,送给周恩来。周恩来高兴地穿上了身。这时,毛泽东说:“我们拍张照片吧。”摄影记者打开照相机,把这动人的情景摄入快门。周恩来上飞机后,祝葆卿关好舱门,试油门,发动,对着风向滑行,缓缓起飞。
飞机在下午4点多钟到达西安。祝葆卿送周恩来离开机场时,周恩来邀请祝葆卿共进晚餐,祝葆卿还是婉言谢绝,挥手道别。
从此,周恩来慈祥和蔼的面容,朴素谦虚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永远珍藏在祝葆卿的记忆之中。
(摘自《上海滩》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