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5日，我采访了浙江龙游运输公司退休工人、金华地区政协委员祝葆卿。他就是在1937年2月连续三次驾驶飞机，送周恩来往返西安和延安的国民政府飞行员。虽然这时他已是71岁的老人，但身板笔挺，牙齿整齐，标准军人身材，且记忆力很好。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与周恩来的这段往事。

　　周恩来有急事要飞延安

　　那是“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2月13日，大年初三早晨，细雨霏霏，祝葆卿所在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七大队一中队的飞行员们，围坐在西安机场机棚门口，等候天气好转，以便驾机升空训练。9架战机齐刷刷地停在一边。7点钟刚过，一辆旧式小轿车在百余米外的岗哨处停住了。一位军人跳下汽车，径直向机棚走来。他三十七八岁年纪，穿着灰黑色布军装，腰间扎一条宽宽的士兵皮带，浓黑的络腮胡子把五官端正的脸庞映衬得更加白皙，一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

　　“请问，谁是这里的负责人?”这位军人微笑着，将一封介绍信递给了副中队长陈又超少校。

　　飞行员们围到陈又超身旁，见是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将军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将军有急事要回延安，请速派飞机护送。想不到站在面前的这位彬彬有礼的士兵装束的人，竟是周恩来!

　　陈又超说：“天气不好，不适合飞行，有危险。”

　　周恩来坚持说：“我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公事，一定要去。”

　　陈又超只得说：“既然有重要公事，上去看看，天气是否转好……”回过头来对祝葆卿说：“祝葆卿，你上去看看。要小心，如不能穿过云层就立即回来。”

　　从笕桥航校毕业分配到空军部队只有两个多月的祝葆卿，立即上机起飞。

　　这是一架新可塞双翼飞机。天下着蒙蒙细雨，西安上空，云层较薄。飞到距西安80公里的三原时，云层越来越厚……祝葆卿返航，向陈又超报告：“天气确实不好。”周恩来似乎有点失望，搓着双手，对陈又超说：“我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情，请你们想想办法。”

　　陈又超犹豫片刻，对祝葆卿说：“不妨试试，让周将军自己看看就晓得了。还是你上去吧。”

　　周恩来示意：要沉着莫慌张

　　“那好，去。”周恩来很高兴，过来与祝葆卿握手，并问祝葆卿姓名，到空军几年了。听了祝葆卿的回答，周恩来说：“你年轻，将来很有希望。”

　　上机后，祝葆卿帮周恩来扎好绑带，并告诉他如何使用降落伞。周恩来坐在后舱，和祝葆卿的座位隔一层玻璃。起飞后，祝葆卿细心地操纵着飞机。飞过三原之后，雨越下越大了，云也越来越厚。眼前一片迷茫，驾驶舱内那只水平仪玻璃管里的一颗珠子乱滚，飞机剧烈晃动。祝葆卿感到继续前进会有极大的危险，便回过头来向周恩来打“前进”还是“回去”的手势。周恩来明白了祝葆卿的意思，手指了指北方，示意飞机继续北飞。祝葆卿只得继续向北飞，可是气候条件越来越恶劣，飞机是逆风而飞，不久就失去了平衡，一下子没入茫茫云海之中，既分不清上下左右，也看不清东南西北，在气流的强大压力下颠簸着，犹如波峰浪谷之间的一叶扁舟。随着气流压力加大，飞机颠簸直下，发出“昂、昂”的怪叫声。祝葆卿额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将操纵杆拉高，不到两分钟又下来了。按此情况，可以弃机跳伞。祝葆卿又一次回过头来，一边打着“跳伞”的手势，一边拼命喊叫：“跳伞!快跳伞!”

　　周恩来向祝葆卿摆摆手，示意他要沉着，莫慌张。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拍子簿，用铅笔在上面写了点什么，然后撕下来，从玻璃下面的空隙中塞给祝葆卿。祝葆卿接过来一看，是红铅笔写的一行字：“祝飞行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勉强!!!”意思是实在无法向前飞的话，就立即返航。祝葆卿决定返航。

　　飞机继续在云海雨幕中穿行着，像一匹陷在黑暗中的瞎马。周恩来沉着、镇定的情绪感染了祝葆卿。他集中精力操纵着机件。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险情，飞过铜川之后，飞机终于钻出了云层，能见度好了，顺着山沟，过洛川，终于返回了西安，历时两个半钟头，此时已是下午1点多。周恩来既兴奋又高兴，拍拍祝葆卿的肩头说：“侥幸，侥幸！想不到你们空军会遇到这么大的危险！”

　　据祝葆卿回忆，他送周恩来走出机场时，周恩来对他说：“中午我请你吃饭。”祝葆卿笑笑说：“周将军，你有多少工资？”周恩来伸出两根手指：“二元。”祝葆卿惊讶地说：“二元还能请我吃饭？”周恩来解释道：“这二元是给我刮胡子的。有用途可以报销的。”祝葆卿还是摇摇头表示不愿意去。周恩来最后问了一句：“你吃饭一定不去？”祝葆卿回答说：“以后有机会再吃。”

　　第二天，天气晴朗，祝葆卿终于把周恩来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合影

　　第三天一上班，陈又超接到上级指令：立即派飞机到延安将周恩来接回西安。他对祝葆卿说：“昨天你去，今天还是你去吧。”祝葆卿问：“怎么了？”陈又超回答：“不该问的不要问。”

　　空中寒冷。祝葆卿带了一套飞行服飞向延安。上午9点多，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一下子被正在修机场的民工与战士围住了。有人喊：“美国人！”有人喊：“张学良！”有人喊：“中国人！中国人！”

　　祝葆卿向警卫排长说明来意。排长跑步到值班室打了个电话。不一会，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骑着马驰来，还牵着一匹马，排长称他为“宋局长”。祝葆卿上马，随“宋局长”到一间屋子前下了马。进屋一看里面设施很简单，祝葆卿就问：“你们就在这里办公？是什么部门？”宋回答说：“公安局。”原来，他正是延安公安局局长宋裕如。

　　给祝葆卿沏好茶水，宋裕如即打电话向上级报告，说“来了嘉宾”。搁下电话后，宋裕如对祝葆卿说：“周副主席去不去西安，中央还要开会讨论才能决定。你先休息休息。”中餐就在公安局吃，八人一圆桌，菜肴丰盛，还有酒。祝葆卿怕多喝误事，只象征性地抿了几小口。他记得，陪餐的还有一位参谋长。餐桌上，祝葆卿向大家介绍了一些航空和飞机投弹的知识。餐后，他还在宋裕如的办公室小睡了一会。

　　大约1点多钟，中央的电话来了，决定下午2点出发。随即，宋裕如局长陪着祝葆卿返回机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肖劲光七位红军领导人已等在飞机旁边了。毛泽东向祝葆卿走来，祝葆卿马上立正，行军礼。

　　“欢迎你!”毛泽东一手扶着祝葆卿的肩膀，一手指着那架飞机说，“以前，这种飞机是带着机关枪和炸弹到这里来的。今天你来，是带着和平喜讯来的。我们欢迎你。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

　　周恩来也上前和祝葆卿握手，他亲热地说：“祝飞行师，我们又见面了。”说着，他把祝葆卿介绍给林伯渠和其他领导人。

　　起飞前，祝葆卿爬到机舱里拿出那套特地带来的飞行服，送给周恩来。周恩来高兴地穿上了身。这时，毛泽东说：“我们拍张照片吧。”摄影记者打开照相机，把这动人的情景摄入快门。周恩来上飞机后，祝葆卿关好舱门，试油门，发动，对着风向滑行，缓缓起飞。

　　飞机在下午4点多钟到达西安。祝葆卿送周恩来离开机场时，周恩来邀请祝葆卿共进晚餐，祝葆卿还是婉言谢绝，挥手道别。

　　从此，周恩来慈祥和蔼的面容，朴素谦虚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永远珍藏在祝葆卿的记忆之中。

　　（摘自《上海滩》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