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申报》的总经理是出生于江苏的中国近代报业巨子史量才。这位我国新闻史上优秀的报业经营家曾说过“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名言,正是他的辛勤经营和坚定的“报格”信念,才使《申报》一度达到了鼎盛,在我国新闻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从合伙到独资经营《申报》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1880年1月2日出生在江苏江宁杨板桥村。他七岁丧母，跟随父亲迁居松江泗泾镇。父亲与邻村（庞家桥村）的庞品三合伙在泗泾镇开了家泰和堂中药铺。庞品三有个女儿叫庞明德，比史量才小两岁。巧合的是，庞明德也在七岁丧母，庞品三只得带着庞明德和小女儿回到庞家桥村，让她从小念书识字。明德长大后为减轻家庭负担，当起了私塾先生。庞品三有心将女儿许配给史家修。天资聪颖的史家修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这所新式学堂学以致用、振兴国家的清新风气激发了他的报国理想，他在蚕学馆毕业后到了上海，先是在育才学堂任教，后来，又到务本女校、兵工学堂兼课。这三所学堂都是当时有名的新式学堂。这时，他萌生了创办一所女子桑蚕职业学校的念头。为方便女校工作，他修书一封给家乡老父，言明自己要完婚，由夫人协办女学。

　　史家修24岁生日刚过，就用船将庞明德吹吹打打地迎娶到上海。新婚之夜，他把要办女校的事告诉了新娘，并请妻子助他一臂之力。庞明德高兴地答应了。女子桑蚕学校于1904年春开学，史家修任校长，庞明德任校务，另外请了位校工王尧钦。

　　1908年，史家修兼任了《时报》主笔，并积极参加以状元张謇为首的南洋劝业博览会、宪政运动、保路运动，他在保路运动中一马当先，深得张謇赏识。当时曾有人问张謇何以如此看重史家修？张謇答：“我是量才录用。”从此“史量才”一名取代了史家修。不久，因庞明德怀孕，史量才便将蚕校卖给了杭州蚕学馆的同窗好友，自己做了纯粹的《时报》编辑。

　　1912年，史量才获知望平街上申报馆要卖掉的消息。这份报纸原先是英国人创办的，后来，席子佩买下，经营了两年多，难以为继，决定抛售。史量才当即直奔申报馆，找到席老板，最后以12万元成交，史量才与张謇等五人共同买下《申报》产权，合股经营。史量才决心以报写史，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报业生涯。后张謇等退出，由史量才独资经营，自任总经理。

　　铜仁路上的史公馆

　　1913年，史量才在铜仁路257号地块上建造了自己的公馆。当时这条路还比较空旷，房屋稀少，这块地原先便是一家农舍与菜地。史量才新造的公馆是由一幢欧式三层楼的洋房、一幢古色古香的红楼和一幢水泥砖木结构的小楼组成，四周有高高的院墙，史量才在屋子左右两侧亲手栽下两棵枝繁叶茂的槐树。整个环境幽静典雅，人称史公馆。

　　史公馆大门有铜制的“SLZ”（史量才三字的英译字首）字样。主楼洋房靠近铜仁路大门，为法国乡村别墅风格，主立面构图对称，比例和谐。二层有粗大的多立克壁柱，柱顶端有精美花纹。廊厅显得很宽敞，敞廊栏板和一层平台栏板图案精美，具有中国传统装饰特征。墙侧置有壁炉，地上铺着米色花纹的大理石，廊厅正中悬挂造型别致的吊灯。底楼为客厅、书房和衣帽间。宽敞的客厅内布置豪华，在这里，史先生经常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抗战事宜。二楼是史量才的卧室，兼作办公室。三楼是孩子的房间。那幢古色古香的红楼是史公馆的亲戚住的，当时，史公馆居住的亲戚人数比主人家还要多。内眷的经堂及祖先的牌位也安放在那里面。砖木结构的小楼是连接洋房与红楼的纽带，里面设置餐厅、厨房、浴室、仆人宿舍和汽车库等。

　　在屋舍前面是一座栽满奇花异草的花园，还布置了小假山和喷泉，墙一侧有一个葡萄棚，春夏之间，上面挂满了一串串葡萄。花园尽头是一片小杉树林，杉树前是空旷的健身场地。绕过花园、小树林，右边还有一方游泳池。洋房大平台正对花园，大平台前有个荷花池，池里养着金鱼。平台台阶两旁各站着一只造型可爱的小石狮子。

　　史量才在这座花园别墅里安居乐业，一心一意经营着《申报》。

　　筹款建《申报》大楼

　　在史量才的主持下，《申报》很快成为全国性的大报。在相当长时期里，“申报纸”一词成了报纸的代名词，就连收旧货的小贩吆喝时也会喊着“洋瓶申报纸有？”可见其影响之大。然而，申报馆的办公场所只是一座简陋的二层砖木架构老屋，已无法满足报业发展的需要。史量才决心筹款建屋。他延请了上海第一流的建筑师，设计了一幢五层钢筋混凝土大楼，于1916年在今汉口路山东路口的一块土地上动工兴建，花了70余万两银子，历时两年建成，门牌为汉口路309号。

　　大楼具有新古典主义装饰风格，墙的外立面檐口下部和壁柱都有花纹，二楼挑出阳台，栏杆美观，阳台座下也有装饰性图案。一楼营业厅的顶采用弧拱和石膏花饰。大楼内部按报纸工作流程设计建造，共有100余间房子。底层为印刷部，二楼为营业部和会计室，三楼为经理室、董事会、餐厅、会客室等，四楼为宿舍、照相制版、电气部、图书室等，五楼为休息室和屋顶花园，是早期报业大楼的范例，其底层还有印刷厂，这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大楼落成的同时，史量才从美国购来最新式的何氏32卷筒轮转机，把它装置在新大楼的底层。这种印报机，分上下3层，同时可以印48页，两旁出报，并附有切纸机，折叠机，每小时可印4.8万份报纸。至于其他如铸字、铅版，制作铜版、锌版的设备也全都得到更新。

　　1918年10月，《申报》迁入新楼。办公室内打蜡地板，办公桌上绿色灯罩铜质台灯，其工作环境可与洋行媲美。这座大楼也成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奠基地之一。

　　1921年1月起，《申报》文字编排采用标点符号，这是自19世纪60年代中国有近代报纸以来文字编排上的一次革新。创刊于清末的《申报·自由谈》是上海报纸创办最早的综合性副刊，长期由善写悲情小说的作家周瘦鹃编辑。史量才于1932年改设杂文、随笔、读书笔记、短篇译文和连载小说等栏目，约请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老舍、郁达夫等一大批作家为其撰稿，遂使《自由谈》成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副刊。

　　至1932年，《申报》发行量从最初的9000余份，猛增至19万份，还先后发行了《申报周刊》《申报月刊》《申报丛书》等。

　　沪杭公路上惨遭暗杀

　　史量才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文化实业家。1931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宋庆龄写了一篇谴责文章，杨杏佛拿着这篇文章拜访了几家报社，都被拒绝，只有史量才当场决定第二天见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天，《申报》要闻版就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事件，同时发表了《日军突然占领沈阳》的长篇时评。1932年1月，史量才在铜仁路寓所中组织了“壬申俱乐部”，参加者主要是民族资本家和上层知识分子，经常集会商讨应对日本侵略者的对策。他还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经常在寓所接待各方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并在供应军需、战区救护和慰劳、捐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2年2月10日，史量才在铜仁路宅邸召开了地方维持会理事会，并邀请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参加，宋庆龄、何香凝等也闻讯赶来与会，会后，他们共赴前线慰问将士，还在《申报》上刊出“前方将士无衣御寒”的消息，发动市民捐赠衣物。结果，五天内就收到市民捐赠的全新棉衣棉裤三万多条、旧丝绵背心和绒线裤等两千余件，光运送这些物资就动用了百余辆车。

　　1932年至1933年间，《申报》还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如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动图书馆。“三校一馆”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为抗日救国工作培育了大批进步青年。《申报》副刊“自由谈”也一改往昔的消遣风格，成为左翼作家的共同阵地，鲁迅的杂文每隔两天刊登一篇，从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自由谈》发表了鲁迅署名“何家干”的140余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茅盾的稿子也以每周两篇的频率出现，大批青年作家、左联新人都在《自由谈》一抒己见，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蒋介石恼羞成怒，写下“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字，使全国发行的《申报》在35天里无法出上海，报馆遭受了巨大损失。国民党当局还责令史量才撤换《自由谈》主编，史量才却冷冷地抵制道：“《申报》是我个人产业，从未领政府分文津贴，用人的事我自有主张，不劳外人操心。”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上海各界人士，史量才又当面顶撞了蒋介石。对《申报》不满已久的蒋介石决定除掉史量才。11月13日下午3时许，史量才由杭州返沪途经翁家埠时，在沪杭公路上惨遭戴笠所派的杀手枪杀，年仅54岁。11月15日，史量才遗体运送到沪，16日下午举行大殓。灵堂就设在铜仁路257号寓所的红楼底层正厅，台阶上下堆满花圈，门前挂满各界送来的挽联、祭幛。当局在史宅周围布置军警警戒，并派广慈院童子军全班乐队、公安局乐队轮流奏哀乐，气氛肃穆，各界群众自发前往吊唁者2000余人，各方的唁电也如雪片般飞来。

　　史量才的灵柩安葬在风景秀丽的杭州天马山吉庆山麓。史量才生前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森书写，陈列于上海龙华烈士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