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里”曾是上海公共租界新辟的西区，1926至1927年间，这里还曾是星星之火酝酿燃烧的秘密场所。在今天的新闸路大田路西北角，曾有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中共中央重要地下印刷机构——文明印刷所就设于此。这个制造革命火种的地下车间，让红色声音传遍神州。

　　白色恐怖下的印刷厂

　　1923年中共三大结束后，中央局从广州迁至上海，为了扩大宣传，中共中央决定派罗章龙、徐白民、恽代英等组成出版委员会。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革命高潮迭起，中共中央急需自己的印刷场所，出版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办地下印刷所，专门印刷秘密刊物和内部文件。

　　经过努力，地下党员倪忧天等人租下上海北火车站附近香山路（今象山路）一幢带有边厢房的石库门房子，办起第一家地下印刷所。1925年9月，党员沈选庭送校样时意外受到外国巡捕搜身，稿件校样遗失，为了安全起见，国华印刷所不得不紧急转移别处。

　　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他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行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为了扩大印刷事业，必须招募一批员工，但这项工作十分特殊，需要素质极高且无比忠诚的人才能胜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的人员当印刷厂工人。中共韶山支部特地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沪，配合毛泽民工作。当时，担任上海书店经理的徐白民负责发行党的公开和半公开进步书刊，毛泽民则是党中央革命书刊秘密印刷发行的负责人。

　　隐蔽于石库门

　　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筹办的国华印刷所和青云路青云桥印刷所，相继遭警察抽查而暴露。负责上海地下印刷工作的倪忧天、陈豪千向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提议，将新的印刷厂址选在热闹且易于隐蔽的租界，并建议“印刷机构应一分为二，一个是综合性的，排、印、制型和制本；而另一个是专业性的：浇版、印刷。这样如果一处发生问题，另一处仍可继续生产。”位于公共租界热闹地段的新闸路638弄23号，随即被选为综合印刷厂厂址，挂牌“文明印务局”。

　　当时的新闸路638弄23号（现新闸路大田路口）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位于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建筑群——斯文里中。斯文里以大田路为界，分为东斯文里和西斯文里。文明印刷所位于西斯文里，周围交通四通八达，还有福新面粉厂等不少中小型工商户以及众多寺庙、教堂、同乡会馆和公所。这样的环境比较利于地下印刷所隐蔽，因此，一条新闸路上，出现了中共中央重要地下印刷机构——文明印刷所和中兴印刷所，一西一东，为安全起见，互不往来。

　　骨干多为党员团员

　　文明印刷所和中兴印刷所的总负责人均为倪忧天，毛齐华是具体经办与联系人，兼任两厂党支部书记。文明印刷所的设备由原青云桥印刷所搬迁而来，主要排印党的内部文件和公开查禁的书籍，所有印件均交毛齐华专程护送给毛泽民。

　　据毛齐华回忆，两家印刷厂共20多名工人，“骨干力量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徒则多数为中共领导人员的子弟，政治素质较好，组织纪律性也比较强。”虽然劳动条件很差，如工房小、机器大，工人操作时几无立身之地，需在机器底下钻来钻去，十分危险，但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一个个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毫无怨言。

　　印刷厂能在上海白区长期坚持，严格的纪律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相关人员按规定不能和家人通讯，要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不能随意上街，也不能参加集会、结社、游行等活动。外出执行任务还要带酒瓶、小铁器之类的“自卫武器”。

　　为保守机密，工人们平时很少与亲友往来，没有加班任务时，就主动聚在一起学习。为帮助工人们进一步提升政治素养，中央出版委员会的负责人，如郑超麟、王若飞、毛泽民、彭礼和等，还出席过两厂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随着上海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军阀政府和租界巡捕房对印刷所管制更加严酷，文明印刷所几遇险情，所幸皆逢凶化吉。

　　1927年初，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印刷厂，特调倪忧天赴汉口筹办，上海地下印刷工作从此交由毛泽民、彭礼和负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印刷机构屡遭破坏，厂址也数次迁移，甚至转到了吴淞口外的长江民船上，毛泽民也一度被捕，但在印刷工人们的努力坚持与顽强奋战下，党的地下印刷工作一直坚持到1935年2月，因白区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地下印刷厂向外地转移，完成了它在上海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