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隆隆的机器声昼夜不断，日夜两班工都长达12小时，工人一天的工资却只有2角钱，咸泡饭或者薄粥食不果腹……在那些工厂里，13岁的孩子却已工作了五六年，读书识字是童工们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是上世纪20、30年代，战争动荡平民疾苦，革命先锋艰苦斗争，工人阶级同样渴望改变命运。逐渐地，一批平民学校陆续开办，向工人们敞开大门，教授文化、传递思潮，大大提高工人的文化和政治素养。杨树浦女工夜校就是其中一所，这里的师生是沪东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昔日校舍是一栋不起眼的小楼，原建筑已不存在。但旧址所在的杨树浦路1509号，如今是杨浦区杭州路第一小学南校。朗朗书声穿越时光，知识的力量代代相传。

　　学校为工人点亮明灯

　　“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一定要把工人阶级发动和组织起来，而要把工人组织起来，首先要对工人进行文化提高和政治宣传。”1924年4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邓中夏为发展上海工人运动，提出创办平民学校，提高工人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倡议。很快，杨树浦平民学校、民智平民学校、杨家宅平民夜校等10多所平民学校办起来了。杨浦是上海工业聚集地，这里也成为办学集中区域。1928年春，上海女青年会与沪江大学沪东公社合作创办杨树浦平民学校，校址就设在杨树浦路1509号，两年后改称女青年会杨树浦女工夜校，党组织非常重视这块夜校阵地，调派了一批党员到校任专职教师。

　　曾任上海总工会女工部副部长、公私合营启新纺织厂厂长的徐佩玲曾是童工。她家境贫寒，6岁时母亲双目失明，读了几年小学父亲也亡故了，为养活瞎眼的妈妈与三个幼小的妹妹，11岁的她只得到英美烟厂当童工，可拼死拼活地做，两个幼小的妹妹还是饿死了。幸运的是，16岁时她获得了平民夜校学习的机会，不顾劳动的疲劳天天坚持读书。老师的话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徐佩玲的心，她也在老师的引领下入了党。入党后的徐佩玲被选派到杨树浦女工夜校任教师，将自己所学传授给其他姐妹的同时发挥着革命力量。

　　根据杨浦区委党史研究室征集整理的珍贵资料，杨树浦女工夜校当时的学生是来自同兴二厂、怡和、大纯、永安一厂等纱厂的青年女工，不收学费只收少量书费，学校按学生文化水平分成初级、中级和高级班，教授语文、常识、算术；为了配合女工们的工作节奏，学校在早上7点或晚上7点开设2小时课程；除了文化课，还通过开展演讲、唱歌、演剧等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俞庆棠、陶行知，进步音乐家吕骥等都曾走进这所女工夜校。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女工们的眼界渐渐开阔了。

　　女工投入革命热潮

　　杨树浦路眉州路口的空地上，杨树浦女工夜校师生排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讲述了日本兵攻占东北杀人放火，老百姓流浪逃亡饥寒交迫无处安身的真实故事。徐佩玲就在其中扮演角色，她记得，那些真诚的演出扣人心弦，引发共鸣。一时间，街头群众高呼起来：“我们不当亡国奴！”徐佩玲以夜校为阵地，先后发展了任秀棠、周惠芳、周秀芳、刘贞等六七名党员，并在同兴二厂建立了党小组，成为1936年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的骨干力量，她们又发展了一批批党员，这些年轻女党员以后大多成了上海纺织战线和其他部门的重要骨干。

　　刘贞也曾是工厂里的一个童工，经过夜校3年的学习，她学会认字，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开启了阶级的觉醒，也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参加了妇女救国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冲在斗争的第一线，也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段日子，歌声也是这些进步青年女工抒发革命热情的方式。《国际歌》《马赛曲》《新女性》《工人之歌》在这里唱响，歌曲激荡着女工们的心灵，她们唱出了勇气和信心。

　　工人教育仍在进行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杨树浦女工夜校停办。从这里成长起来的女工学员在“一二·九”运动后的抗日救国运动和上海日商纱厂大罢工中发挥作用，后来师生参加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有的还成为抗日游击队的一员。

　　淞沪战役后，随战线西移，上海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新形势下工人回到工厂，抗日救亡力量的增强仍在持续。从1938年开始，上海举办各类职工夜校达二三百所，就读职工达数万人之多。1940年初，刘长胜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当毛泽东了解到举办工人夜校的情况时非常高兴，他说：“在敌伪统治地区，一个工厂办一所夜校，组织几百工人读书、学文化、求进步，就等于办了一个工会。”尽管杨树浦女工夜校的故事落下帷幕，但这段历史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