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尺牍，自古就是书法传承的最佳载体，如二王的《平安帖》《中秋帖》，颜真卿的《湖州帖》等，不都是千秋传世的法书经典么？而流传在民间的一些古代书札，虽断缣尺楮，即便真伪尚存争议，但只要递嬗有据，也一样为世所珍。又如苏轼的《功甫帖》，虽字数极少，仅两行九字，却极富神采，充分展现了苏轼的笔墨情怀。

　　也许古代的书札因年代过久，故造成专家鉴别的难度和争议的问题也多，相对而言，民国时代的文人书信因去时不远，则更受藏家喜爱。就近年的书画行情来看，如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其市场的成交价都远超同时期的书法大家。究其原因，首先是名人书信具有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价值，旧时文人善书者多，尺素中自有一种风雅的性情流露。再者，书信中所涉及文人间的诸多内容，较之于常用的诗词警句等书法题材，无疑更具收藏价值。就近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那批改变历史走向或是影响社会风气的文化名人，譬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批文化名人，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站在时代前列，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他们的书信手稿即使未必与重大的事件有关，但一些日常琐事，往往也透露出那个时代所不为人知的重要细节，为我们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密码。

　　由此而言，随着藏家审美水平的提升以及专家学者的介入，如今的文人书札，不仅是其艺术性得到了重估，而艺术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文人书信，还体现了趣味性、真实性以及具有极高的史料文献性。因为书信大多写给自己的亲友，是一对一的关系，它不求公开，直抒胸臆，不事雕琢，这就可能包含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有的书信历经大半个世纪从未披露，如今读来，还原并丰富了当时的情景，也使每一个人物或事件，更接近了他的本源。记得梁实秋先生曾写文章说，他收藏的名人尺牍必须有几条标准：用钢笔写在宣纸上的不收；太恭楷或太潦草者不收；还有“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或是“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 我觉得最后两条颇有意思，如果一封书信公开了也毫无价值，或是太有价值而永远不可示人，那又有什么收藏意义呢？

　　由于受民国文人书法的影响，我于平素闲暇时，也尤为关注文人尺牍的收藏与鉴赏。当然，作为一般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一线名人的书札虽好，但万众瞩目，其价格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我财力有限，则更喜欢关注一些并非炙手可热的名人手札。我以为收藏最讲究的是一个缘分，或众里寻芳，或不期而遇，幸而得之，皆有一份自在，且两情相悦，皆大欢喜。有时即便是人弃我取，又何尝不是藏玩一乐？所以，近年来由于缘分之惠顾，也使我获得了如张元济、陆澹安、梁实秋、沈从文、平襟亚、赵景深、陈巨来、张伯驹、来楚生、郑逸梅、陈从周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手札。在收藏上我从未有过那种在所不惜、志在必得的豪举，人生如寄，因缘聚散和合，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必须拥有的。

　　这一册《尺素风雅》，即是我近年来所写的文人书信之解读，书中小部分的书信原件属我所藏，甚至是首次公开，但更多的是来自上海档案馆以及其他几处的珍藏。过去文人的一通书札，有的书写相当随意，不署年月；有的所说之人事，仅以代名或别号称之，非通信当事者难以获知……所以在解读过程中，不光是辨释文字，读通内容，更要了解其时间的背景以及信中所谈的本事因缘，困难自然不少。我虽勉为其难、陆陆续续地完成了三十八篇，但其中错讹之处一定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诸君能随时给予批评指谬，我一定闻过则喜，珍惜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

　　（本文为《尺素风雅》自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