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叶泔水随地见

　　宝兴里位于宁海东路和福建南路之间，上世纪30年代，沿街商店密集，是毛蓝布衣裤商的聚集地，商店多达30余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境内人口猛增，吸毒贩毒多、流氓敲诈勒索多、赌台多、盗窃多，被称为“三宝（宝兴里、宝裕里、宝安坊）一中（中华里）”之一，是旧上海藏污纳垢之地。“当时这里有‘垃圾弄堂’‘低头弄堂’之称，随处可见打架斗殴，甚至有人因吸毒冻死在角落里。走进弄堂要先看脚下，不然一准儿会踩到污泥粪水，菜叶子、泔水随处可见。社会治安、居民生活环境极度恶劣。”现年94岁的须松青回忆道。　　

　　1949年7月初，黄浦区第五办事处对宝兴里开展户籍核对。当时各种市政管理机构尚未建立，居民许多日常生活问题得不到有关职能部门的帮助和解决，如旧房损毁、漏雨、房租纠纷、停电断水等。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自身实际问题，9月中旬，在时任第五办事处主任王怡白的发起下，一批充满干劲的积极分子，把居民组织起来，筹建居民福利委员会。

　　1949年12月，宝兴福利工作委员会成立，这是上海第一个居民组织。“福利会成员有十多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妇女、失业工人、个体户及其家属，我和我老伴也是在福利会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须松青说，福利会下设治安、卫生、文教等工作组，根据每个委员的特点进行分工，比如有个会写书法的委员，就负责扫盲，教妇女和失学儿童识字念书。但总体上分工不分家，像大扫除这类的全民运动，委员们个个热情高涨，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最是难忘鸡粥香

　　1951年福利会改为居委会，是年，宝兴里有居民456户，2659人。干部、民警一起帮助居民打扫卫生、疏通阴沟、维修旧房。同时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努力调解各类纠纷，艰苦朴素的奉献精神深得群众拥护。

　　最初里弄干部都是志愿者，为居民义务劳动，没有工资报酬，所有办公用品都是自掏腰包，或由热心人士捐助。没有办公场所，居民每户捐助5毛钱，去拍卖行买了一张写字桌。场地不够时，居委主任单粲宝家的客堂就成了工作室、会议室。他们每天工作到深夜，还得自己花钱买点心，或者回家吃泡饭。  

　　70年过去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须松青至今依然朗朗上口：“自吃饭，无工钿，倒贴鞋袜钿。” 他记得，自来水未接通时，宝兴里有三口井，居委干部挑着扁担，踩着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去井里打水，挨家挨户大扫除，“连门锁的锁孔里都弄得清清爽爽。”每次劳动完，家境相对殷实的须松青总会叫上大家一起，到弄堂口的鸡粥摊，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粥，一来二去，鸡粥摊老板也被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所感染，成了居委会的忠实拥趸。　　

　　作为申城第一个居委会，基层群众组织的试验田，宝兴里的故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昔日的“贫民窟”变干净了、变整洁了、变文明了，成了精神文化家园的沃土，为上海早期居民组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基层政权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居委会培养了一批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优先，政治觉悟高的基层青年干部，他们被分配到上海乃至全国的各个城市，只要国家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微更新焕发青春

　　金陵东路306号，是如今宝兴居委会的办公地点，20平方米的沿街办公室狭窄幽深，老公房的层高让一米八的小伙子不得不低着头走路。1847户居民，9名居委工作人员，平均年龄40岁不到，最小的顾赟是位90后大学生。居委主任陈冬进小区找须松青，碰上刚出门的马阿姨，她一把搂住陈冬，亲亲热热地说：“下次居委组织跳橡皮筋或者转呼啦圈，你就叫我啊，这个我在行。”　　

　　米黄色的外墙、朱红色的门窗，今年3月刚刚结束的社区微更新，让宝兴里几十年的老房子又一次焕发青春。透明结实的雨棚、干净整洁的水斗、兼具晾晒功能的路灯带、四分类垃圾厢房、电瓶车充电桩……考虑到居民的文娱健身需求，设计方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打造了一个迷你儿童乐园和社区活动室，乐园里的跷跷板收获了众多小粉丝，活动室的影音设备让居民业余生活丰富多彩。　　

　　为做好居家养老工作，宝兴里的特色项目日托所，也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社区成了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的温暖大家庭。“我们将继续做好社区养老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在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书写宝兴里的灿烂今天。”　　

　　时光荏苒，70年光阴如白驹过隙，那些昔日年轻人垂垂老矣，甚至已作古。但宝兴里的故事愈加醇厚，宝兴里的创业精神将鞭策一代又一代的居委工作者，以国家、老百姓利益为优先，不忘初心，开拓进取，勇往直前。　　　　

　　本报记者 钱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