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7月，人民解放军在上海举行首次盛大阅兵活动，将刚参加过上海战役的各种武器装备展现给兴奋的民众。曾几何时，1927年4月12日，掌握军队和武器的国民党反动派将上海工人群众淹没在血泊里，然后洋洋得意地说：“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血流成河的上海街道，无数逝去的生命，教育了共产党人，也教育了人民——“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当1949年春夏之交来临时，人民的军队用缴获自敌人的武器，重新书写了上海的命运。七十年后，让我们结合历史照片，寻找那个伟大时刻中出现的“胜利武器”及其使用者，记住那不朽的功勋。

　　“战神”外围发威

　　与我军之前经历的诸多战役不同，上海战役并非单纯的城市攻坚战，而是政治军事仗。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完好地解放上海，对新中国恢复建设极具意义。面对国民党在上海投入的8个军、20余万重兵以及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万余个半永久工事，我军既要歼灭敌人，又不能让战火损毁城市，难度可想而知。

　　根据中央意图，我第三野战军以第9、10兵团展开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而后围攻市区，分割歼灭守军。外围作战中，三野特种兵纵队承担了“破城锤”的角色，他们拥有数目可观的美制105毫米M2A1榴弹炮，它们大多是鲁西南、淮海等战役中缴获的。这是美国上世纪40年代普及的师属轻型野战火炮，可形成直接或间接火力，为步兵提供有效火力支援，最大射程11.27公里，除了装备美军外，还大量援外，而国民党军得到了美国援外M2A1榴弹炮的近一半，可这些武器在他们反人民的内战中悉数变成自己的“掘墓铲”。

　　5月12日至15日，敌我双方围绕上海外围的青浦、奉贤、南汇、高桥等地展开激烈争夺，尤其能否封锁黄浦江航道与吴淞口成了战局的关键。此时，原本停在黄浦江上的美国军舰已经撤走，而国民党军舰正忙着搬运物资外逃。为了保住活路，国民党军第95师和第75军陆续调到高桥，还派出12艘军舰对解放军实施拦阻射击。对此，我军第10兵团配属的特纵炮兵第5、6团从浦西向吴淞、宝山开火，并以封锁黄浦江为目的，同时第9兵团配属的特纵炮兵第4团则从浦东方向轰击黄浦江上目标，协同夹击。这两个方向上，我军的M2A1榴弹炮大发神威，打得敌人魂飞魄散。23日下午，我军炮兵自王家湾等阵地对高桥东北海面上活动的敌舰开火，当即击中7艘，彻底封锁住高桥以东海面，将敌主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为攻取市区、全歼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速射武器让敌人胆破

　　解放上海的队伍里，我军战士手中的轻武器既多又杂，但被摄入镜头最多的当属适合巷战的勃然轻机枪和汤普森冲锋枪。

　　勃然轻机枪是二战期间同盟国专为中国生产的，其原型是国人熟知的捷克式轻机枪。1933年，英国看上捷克斯洛伐克研制的ZB26轻机枪，遂购买专利并进行本土化改造，推出枪管减短加粗、取消散热片、换装30发弯曲弹匣并采用7.7毫米底缘式枪弹的MK.I式轻机枪，因为该枪是捷克布尔诺兵工厂（BRNO）兵工厂向英国恩菲尔德兵工厂（ENFIELD）转让技术制造的，因此也被士兵们俗称为“布伦”（BREN），即两家厂的前两个字母组合。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后，英国带动所有英联邦成员参战，其中加拿大自治领的英格利斯洗衣机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军火公司，主业就是生产布伦轻机枪。1941年后，为有效调动同盟国兵工产能，美英中三国军方在华盛顿达成协议，责成英格利斯公司分担援华武器生产任务，其出品的轻机枪60%给英联邦各自治领，35%给英国，剩下5%给中国。不过，中国人习惯德制7.92毫米口径子弹，对原版布伦枪用的英制子弹“不感冒”，1944年，加中双方合作修改工艺，推出中国标准的7.92毫米口径布伦式轻机枪，因当时中国人发音是“勃然”，于是定名为“七九勃然轻机枪”，加拿大前后向中国提供了约4万挺。

　　这批武器并没有在抗战中发挥多少威力，倒是被国民党用于打内战，很快变成人民军队的战利品。上海作战期间，解放军班排火力骨干正是依靠勃然，发挥了强大的火力优势，曾有被俘国民党士兵供称，当他们遭遇解放军的勃然轻机枪点射或扫射，“没人能奢望活下来”。有意思的是，中共淞沪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在游击行动中也发挥了勃然轻机枪的威力。档案记载，在反击川沙、江镇敌军偷袭的作战中，总队抓住敌人排队过桥的战机，用勃然轻机枪进行压制射击，射手杨国森甚至直接把敌机枪打哑。后来，在缴获的武器里面，居然又发现一挺勃然和几百发子弹。

　　而在反映夺取吴淞口的一张照片中，一名解放军战士肩扛冲锋枪守在水文站边，仔细辨认，正是一支汤普森M1928A1型11.43毫米冲锋枪。该枪是美国陆军第一种制式冲锋枪，因火力凶猛有“芝加哥打字机”的称谓，采用半自由枪击式工作原理，枪栓位于机匣上面，枪管密密麻麻地缠绕着散热片，有长条形护木，枪口有制退器，采用带觇孔照门的翻转式标尺，外形呈长方形。上海战场上，我军大量使用汤普森M1928A1、汤普森M1A1系列冲锋枪。在攻坚杨行、刘行、月浦一线时，面对以堡垒群为依托的国民党军即设阵地，汤普森冲锋枪展现出巨大的优势。远距离上，勃然轻机枪掩护战士用炸药包、爆破筒炸毁碉堡，抵近后，便靠冲锋枪压制临近战壕和火力点上的敌军，确保爆破作业成功。解放军进入市区后，冲锋枪的功用也更大了，作为典型的建筑物攻防战，加上我军禁止使用大炮和炸药，使得战士们需要速射枪械压制敌火力点，进行战术穿插。据老兵回忆，突破苏州河桥、占领北四川路周边工事化大楼时，汤普森冲锋枪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大口径和高射速特性可以向敌人抛撒无情的弹雨，很多敌人内心最后一丝抵抗的念头就是被冲锋枪扫射后放弃的，最终选择投降。

　　“小炮”称雄市区街巷

　　进攻市区时，为避免民众损失，我军提出“让大炮休息，让炸药靠边”的口号，主要用轻武器作战，但国民党军依托建筑物滥用重武器，造成我军一些伤亡。为了提高攻坚拔点能力，我军不失时机地投入掷弹筒和步兵用60毫米小口径迫击炮，迅速打开了局面。

　　掷弹筒实为超轻型迫击炮，便于单兵携行，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当时，我军主要装备抗战期间缴获的日制八九式掷弹筒，全重4.7公斤，口径50毫米，有效射程500米。后来曾担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将军，上海战役时是三野第27军79师235团3营7连指导员。他清晰地记得，5月25日凌晨，7连在接近苏州河南岸垃圾桥（西藏路桥）时，遭到守敌火力封锁，迟浩田侦察发现，守敌是利用一幢小楼进行机枪火力压制。经过简短商议，迟浩田和萧连长找来操纵掷弹筒的“神射手”孙茂礼，告诉他：“楼顶上有敌工事，楼下住着老百姓，只准你打楼顶，不许打到楼下。”孙茂礼不负众望，沉着瞄准后进行射击，掷弹筒一下子将火力点打成哑巴。随后，迟浩田带一个排趁机冲进小楼，逼降了整整一个连的敌人。

　　60毫米迫击炮比掷弹筒威力稍大些，但附带杀伤也是可控的。一张历史照片中，解放军战士携带60炮行进在上海街头，从外观上辨认，居然是东北解放区军民自造的迫击炮，名为“一九四八年-1式”，主要用于营连单位的步兵作战，为一线步兵提供火力支援。这种小炮的生产就充满中国革命特色，1947年秋，为了支援前线，东北野战军军工部将新炮生产任务交给由300多家以铸犁铧、造铁锅、修大车为主业的铁工作坊组成的哈尔滨市私营联合体，按每门炮折合970斤高粱米的价格全额支付造价款，业主们热情高涨，喊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积极投入生产，共生产出2328门。这种“解放炮”从东北一直转战到上海，为新中国成立发挥了巨大作用。

　　轻型坦克亮身形

　　战上海，我军出动坦克了吗？可以说没有，又可以说有！史料记载，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三野华东战车团奉命以5辆M3A3轻型坦克、10辆装甲车组成先遣支队挺进昆山，准备参加淞沪外围的月浦、杨行作战，但由于战斗进展很快，先遣队还没到，上海已经解放了！但为什么又说解放军在上海用过坦克呢？原来，5月26日，确有一辆坦克作为解放军先导，从南向北冲过浙江路桥，驶入北火车站，为解放苏州河北岸立下赫赫战功。这辆坦克从哪来的？根据虹口区档案局（馆）等单位提供的线索，谜底揭开了。

　　原来，上海开战后，原驻扎海南路10号大楼的国民党空军供应司令部撤到江湾，驻地交给临时伤兵军医院接管。潜伏在空军供应司令部的地下党决定，由外围组织——新空军自卫总队占领大楼，作为迎接解放军的联络和指挥中心。占领行动很顺利，大楼上升起红旗，同时，地下党员说服伤兵医院院长，两家共守阵地，迎接解放军。在医院，地下党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停着一辆坦克，它本是承担护送伤兵的任务。地下党做通了一名坦克手的工作，让他驾驶坦克冲过四川路桥，与占领苏州河南岸的解放军联系。自卫队员周克毅、李青携带手枪、联络型号、证明文件和“向解放军致敬”的白布横幅，跟随坦克一同出击。坦克经武进路转入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由北向南冲向大桥，途中撞开驻守邮电大楼的国民党军的沙袋、掩体和铁丝网，冒着如林弹雨冲到南京路拐弯处才停下来，终于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当晚，这辆坦克转战到不远处的浙江路桥，引导我军冲过苏州河。

　　综合各方资料确认，这辆坦克正是国民党刚从美国买来的M5A1“斯图尔特”轻型坦克，它比我军早前缴获的M3A3坦克更先进，炮塔进一步加大，采用倾斜装甲，更换马力更强的发动机。炮塔内设有自动平稳装置，使射击精度大大提高。这批坦克本是蒋介石二公子蒋纬国从太平洋岛屿上弄回来的美军二手货，只是到了内战后期才运到上海，由于国民党军败得太快，这些坦克从上海上陆后很少运过长江作战，因此主要参战记录就在上海等长三角地带。上海战役期间，也有不少M5A1轻型坦克现身，而这辆隐没在历史长卷中的“起义坦克”成为整个上海战役中我军参战的唯一坦克。

　　特务头子等不来的装甲车

　　就在原国民党空军供应司令部大楼升起红旗的前几天，上海市警察局内也是风潮涌动，地下党与国民党特务围绕拥有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的机动车大队展开激烈争夺。

　　机动车大队，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为加强镇压力量而专门设立的特殊单位。到1949年，大队共有警员300余人，下设四个装甲车中队，各中队拥有10辆沪造装甲车，另有迫击炮10门、机枪30余挺、步枪200余支、电台4部。此外，还专门有坦克队和炮队，装备有日制坦克、美制反坦克炮、迫击炮等重武器，面对手无寸铁的抗议市民和学生，他们确实“有恃无恐”。这些车辆中，数量最多、最具战斗力的当属沪造三六式装甲车，其外形高大威猛，车体轮廓颇有二战德国坦克的设计风格，侧装甲上下铰接处较高，倾角较大，车体全长6.10米，战斗全重8.48吨，装甲厚度8毫米，装备一台美国GMC270型立式6缸汽油机，最高时速56公里。武器为7.92毫米马克沁重机枪2挺，冲锋枪5支，卡宾枪2支，如果用于巷战，还是蛮有威力的。

　　随着解放军打过长江，逼近上海，机动车大队也被国民党军纳入战斗序列，按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要求，该大队“亦应备足三个月经常用油与五千加仑紧急用油”，充当城内防区的特种别动队。对于这支拥有重火力，且相对独立于国民党军体系外的武装力量，如何将其掌握在人民手中，成为上海地下党的重要任务。此时，上海警察系统里已有20个地下党支部，党员近500人，外围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许多要害部门都已“打入”，连特务头子、市警察局长毛森的一名勤杂员也是地下党员。

　　5月24日，解放军攻占上海近郊，毛森密谋让机动车大队退守苏州河北岸，继续挣扎。当天上午10时许，大队中的地下党收到立即起义，破坏毛森调车阴谋的指示。在代理警察局长陆大公的支持下，大队全体官兵集中，正式宣布“调转枪口、投向人民、立即起义”，随后一部分装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等地，迎接解放军，其余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持治安，并将当时还在总局待命、准备掩护毛森撤离的三辆装甲车调回驻地。其间，毛森多次打电话催促大队把车辆开过苏州河桥，但都被大队以“装甲车都在外面执勤，无法通知集中”为由搪塞过去。同时，代局长陆大公发布通令，命令机动车大队等武装警察部队严守岗位，服从命令，“全市从即晚7时开始宣布戒严，严密防止奸徒乘机破坏，危害治安”。

　　实际上，机动车大队的装甲车在整个上海战事中均未与解放军为敌，还主动驻守要冲，维护社会秩序。不少老照片中，能够发现机动车大队的装甲车在上海滩巡逻的景象，25日上午10时，解放军第27军先头部队到达市警察局接管防务。29日，机动车大队全部车辆武器弹药完好交给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