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总想用写作回答一个疑问：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是什么力量支撑的？它怎么能这么有生命力地走到今天？

　　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寻找和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问王树增：作品中有没有鲜为人知的东西？他说：作品的真正价值不是揭秘。

　　“历史哪有内幕可揭？我的功夫在于对所有史料的去伪存真，提炼你需要的东西，给读者提供真正的个性解读。”军旅作家王树增，无论战争系列作品，还是近代史系列作品的创作中，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常识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人的意义。 

　　面前摆了一百条路

　　1970年，在山西吕梁插队的北京知青王树增穿上军装，成为一名特种兵。走进部队，王树增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描写伞兵生活的《着陆点》。

　　“我总觉得自己是可以写大东西的，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大作家，既不知道小说的基本理论，也不懂小说构架的基本常识，只是懵懵懂懂地写，没有稿纸，就在硬皮本上用铅笔写，写了厚厚一摞。”王树增原来觉得柳青的《创业史》是范文，后来才知道文学天地是那么广阔。改革开放之后，进入文学黄金时期，他突然接触到经典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才知道文学居然是“这个样子”。

　　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刘震云的《新兵连》，看了他们的作品，王树增嘴上不说，心里忐忑。尤其是莫言的《红高粱》出来，王树增看了后非常惊讶。“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还可以这样设置人物、用这样的语言表述，还可以对历史有这样的认知。”大概从那个时候起，王树增就开始思考，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哪儿。

　　1990年，他在《花城》发表最后一篇小说《禁止忧郁》后，有两三年的时间，他没有虚构的心境，完全投入戏剧创作，获得戏剧界最高奖曹禺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一方面我们对阅读有着饥不择食的渴求，另一方面，容得下一张书桌的日子没有实现，没有安静的角落。我们欲望丛生，总觉得可以拼一把，面前摆了一百条路可以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军区，王树增却常常感到困惑。他有一个朴素的理论：人格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道理，不可能推独轮车，必须经济和精神两个轮子同时发展。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社会，他的理想社会不应该是物欲横流的社会。

　　“我是军人，我仅从军人角度来说，如果能找到支撑我们精神力量的东西，只有从一个方向寻找——从我们本民族的奋斗史中寻找。”他决定写非虚构作品。赫尔曼·沃克的《战争与回忆》、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等非虚构作品，带给他心灵和情感巨大的冲击。他希望用文字将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历史，从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还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还原给他自己。就在这个时候，有出版社希望王树增写报告文学《朝鲜战争》，给他几个月时间交稿。王树增就此开始研读朝鲜战争，没想到一读就是七年，光朝鲜战争的笔记有二百多万字，写作前后用了六年，1997年才写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和战争中的灵魂对话

　　写完《朝鲜战争》之后欲罢不能，王树增又写了《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这是他少年时所受近代史教育的反思。“我接受的近代史教育，回答不了我心中的疑问。”王树增觉得，谁要读懂了1900年到1930年中国近代史三十年，谁就读懂了中国的今天。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摸索了无数条建国的路，他想，第一步，应该从1901年庚子事件写到辛亥革命，然后再写1911年，写辛亥前后，看看那位被称为“国父”的人，建立了一个怎样的中国。

　　如此，王树增开辟了两条创作线路，一是中国革命史系列，包括《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还有一个是中国近代史系列，包括《1901》《1911》和《1921》。

　　他对自己要求十分苛刻。写作非虚构作品，他概括了两个特质：“一是必须尊重你认为的历史真实和原貌，这里没有绝对，历史只是书写者的真实，要达到这一点必须下大量苦功夫，对同样一个事件，要用多方史料去核实，从而找到带有自己判断的历史观点。读者之所以喜欢你的书，是因为你引导他思考，读到了新的历史解读的角度，否则你拿什么引导他？”他举例说，好比说写黄继光，网上全有，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围绕核心找历史资料——他找到了当时给黄继光擦尸体的小护士。

　　二是必须是文学叙述，这不是史学著作，写战争不是写军史或战史。文学叙述的核心是人。所以王树增认为，必须寻找到自己叙述的那个历史、那个人的心理的模样，和他们心心相通，认识他们、结识他们，笔下才能出人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的系列作品赢得读者好感的原因。

　　王树增有一个历史观：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他大量的笔触是写最普通的人。《解放战争》中写了大量士兵，每写一个必须有出处，他写了很多农民跟着解放军战斗，他们是哪个村的必须是真实的，这些人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净化。“这些普通的人，我无论如何查不到人名。我用文学的笔调，把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和民族大命运联系在一起时，书就生动起来了。我想，特质决定写作的艰难。”

　　如今，王树增的《长征》销量已达210万册。分析《长征》销量成为奇迹的原因，王树增认为，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对前辈经历过的苦难，有一种认知的渴望。这种认知的渴望是最强大的正能量，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传承。“在我的战争系列作品中，《长征》的情感是最饱满的，我相信我的情感能传染给读者。”王树增说。作为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作家，他的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作品，与其说是写历史，不如说是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长征》可以用永不言败概括，《解放战争》写人民的力量，《抗日战争》在创作上他有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不屈的民族、不屈的性格，以及民族的顽强生命力原因何在。

　　评判作家高下的是人文情怀

　　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作品，更多地关注了人文情怀。处理史料，他关心战争的精神状态。因为战役过程的叙述对他说并不困难。作为作家，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评判作家的高下是靠人文情怀，这是根本的尺度。

　　《抗日战争》中王树增用了很大篇幅写高校转移。“我记录的不是过程，而是精神。学术精英们宁愿长途跋涉到后方去，不愿意在统治区安置书桌，不做顺民。这让我肃然起敬。”他举例说，淞沪战役打响时工业大转移，很多资本家誓死保留中国最后一点工业血脉。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不但是大资本家，更是民族英雄。民族精神不死，文化不死，这个民族就打不倒。

　　王树增透露，在即将推出的《解放战争》（修订版）中，一是校堪谬误，尽量减少因为年代久远史料上的失误；二是补充新发掘出的细节，不断丰富作品内涵，提高可读性；第三，战争行为是丰富复杂的行为，随着对史料的挖掘不断丰富，在军事史料研究上不停地有新的成果，可据此来弥补战争军史角度上的明显疏漏。

　　“文学作品以人为轴心，细节的充盈才是文学作品的魅力。很多人读了我的书，认为大背景小细节是我的作品显著的特征。这不是我的首创，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原理。”王树增说。

　　《解放战争》在叙写重大事件的同时，很多有意趣的细节生动而且意味深长。比如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又是发救济金，发棉布，发米等，“胡宗南发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承担，而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再比如王震与被俘的旅长，“他们‘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晚上一起吃晚饭，谈天， “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是未曾见有的，王树增视为珍宝。

　　王树增说，《解放战争》是历史的某一个时刻充满魅力的战争，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中很多让人潸然泪下的细节，关乎到我们的父辈。解放战争是军事上的奇迹。纵观历史，仔细梳理，无一例外。还没有哪一场战争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相悖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所有的奇迹——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奇迹，都和民心向背有关。这是他的深刻体会。

　　采访手记

　　信念

　　王树增曾经为了写作倒下过一次。走在路上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在120急救车上。他只记得是在写作《解放战争》的过程当中，上卷刚完，还有一半没有写，他很害怕就此“光荣”了。好在他缓过来，仍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写作的信念几十年从未动摇。

　　多年来数次修改，王树增对于解放战争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历史关键时刻，老百姓“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子送到战场上。”这是真正的沂蒙精神。“一个政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争取利益。这是最朴素的情感基础。农民分得土地，就产生了情感的倾向。有了这一亩三分地，生活就会有希望。他们终于见到亮了，所以不惜一切保护他们的憧憬和梦想。”

　　他的《解放战争》就是写的这个。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