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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迁新居，整理旧物，忽然抖落出几份已经发黄的信件，发信者署名是“陕南邨XXX号X室柳”。顿时，一段依稀的往事袭上心头。
半个世纪前，我在一家化工厂上班。大约是1970年春，厂里忽然多了几张陌生的面孔。我一打听，才知上海电影界有6人被发落到我厂“战高温”。其中，柳和清最为受人注目——因为他是著名电影演员王丹凤的夫君。
当时，柳和清正值鼎盛春秋之年，只因受过“冲击”，显得有点压抑，慎言少语。但即使在运交华盖之时，他在仪表上也毫不苟且。平时，他衣着整洁，举止斯文，即使一套肥大的工作服穿在身上，也显得玉树临风，别有一番韵味。人们当面叫他“老柳”，背后则叫他“小开”（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国泰和大同影业公司即为柳家产业），这种又“老”又“小”的称呼，在厂里是独一无二的。在车间劳动期间，有些工人出于好奇，经常会问他一些电影界的逸闻轶事，他一概三缄其口，绝不臧否人物。对车间里的成员，他则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不即不离，不卑不亢，如此这般倒也省去了不少麻烦。
这几位电影人直到寒冬腊月，还在我厂“战高温”，后来，又说他们不回去了，要留下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话虽这么说，他们还是先后离开了我厂。在这几个电影人中，我和演员于明德（曾在《沙漠追匪记》《鸡毛信》《女篮五号》等影片中有出色表演）走得很近，直到老于离厂多年后我们还有联系；而我和老柳毫无来往，偶尔相遇，也只是对他注目为礼而已。因此，他何时离开我厂，就像他何时来到我厂一样，我都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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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一天，同事马孺卿忽然来找我，说：“老柳有事想请你帮忙。”我吓了一跳：本人乃一介平民，哪里有能力帮老柳的忙呢？对此，小马含糊其辞，只是要我抽空一起到老柳家去谈谈。
星期天，我和小马一起到了陕南邨。一见面，老柳就快人快语：他准备写自传，已与出版单位达成意向。他想由自己口述，请我记录下来，整理润饰，形成初稿。我问老柳：怎么会想到请我帮你写自传的？他笑着说：自己搞的是摄影，对文字并不擅长。曾听小马说起你爱好写作，又看过你发表在《电影艺术》《艺术世界》等刊物上的文章，所以才想请你帮忙，毕竟我们曾经是老同事嘛！而此时我却非常犹豫。倒不是在“摆飙劲”，实在因为那几年我很忙，虽然已经发表了小说、评论等约几十万字，但我像穿上魔鞋就会跳个不停的舞者那样，一直想拼命写下去，用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善解人意的老柳马上表示：你放心，每个月只是碰面两次，每次最多两三个小时，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只好顺水推舟勉为其难了。
于是，在老柳的客厅里，我们开始了他说我记的合作。平时略有口吃的他，口述时却语言流畅，思路清晰。因此我回家后就能很快整理成文，誊清在方格稿纸上，然后在下次碰面时交给他。我发现，老柳的口述与此前的一些说法不太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比如，大导演史东山之死，报上都称他“1955年2月23日，不幸病逝于北京医院”。而老柳则说：是某个大人物带了两名随从，夜闯史宅，密谈良久，才最终导致年仅53岁的史东山忧愤弃世。见我神色惊愕，停笔不记，老柳正色道：“侬全部记下来，我讲的侪是真话，我负责！”我很钦佩他的率直坦荡。
我当时正热衷于写小说，对人物的细节描写特别关注。没想到老柳口述中的人物也不乏生动的细节，真是大惬我意。如说到史东山的遗孀华妲妮，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单人监禁达8年之久，出狱时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比如，一次，王人美和黎莉莉陪华妲妮乘公共汽车，乘客对这位肤色黝黑、不言不语的老太太颇感奇怪，幸而王、黎灵机一动，说她是印尼归侨，不会说华语，这才解开众人疑团。
老柳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一次，他因有事须离沪数日，就叫我家附近公用电话的大妈务必通知我取消原定碰面之日。可是他还是担心我没有收到通知而徒劳往返，又发了一张明信片。事后他笑称这是“双保险”。还有一次，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老柳获悉后，在3天里连发两封明信片殷切问候，而且在每封信尾都写上“俪安”的祝词。他们这一辈老派文化人行事，真是一丝不苟，礼数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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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持续了半年多。我渐渐意识到：“我对文字不擅长”云云是老柳的谦辞，其实他有相当扎实的文字功底。由此我萌生了退意。恰好当时全市举行首次大型人才交流活动，我经过笔试、复试、面试，被一家报社录用为记者。于是，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柳，当然其中也隐含向他告辞的意思。老柳很接“翎子”，除了向我表示了祝贺外，并对我半年来的合作表示了感谢。就这样，我和老柳的这段文字缘画上了句号。后来我又曾担任电视台的编导。一次在陕南邨附近拍摄，顺便拜访老柳，在他寓所小坐片刻，相谈甚欢。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柳。
世事无常，人生苦短。现在柳和清与王丹凤这一对天成佳偶，已经往生天国再续良缘了。我有时会想：老柳出身电影世家，又和我国电影事业厮守了一生，再加上他夫人是位大明星，凭借这三大优势，由他亲自搦管，无需我的帮助，完全能写出一部精彩纷呈的自传来。只是，我至今尚未看到老柳的自传问世，这真让人为之扼腕叹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