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开春看花，一般到中山公园。那时，我家住前门，走着去，穿过天安门广场，十几分钟就到。

　　家长花5分钱买一张门票，带我到中山公园，为的是到唐花坞看花。那时候北京还没有室内植物园，另外，我的见识也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室内花园。因此，每一次去唐花坞，都会很兴奋，好像去参加花仙子邀请的盛会。尤其是冬天，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那里温暖如春，会看到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花在争奇斗艳，真的是感到神奇无比。

　　北京有这么一个唐花坞，要感谢朱启钤。他当时任内务部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应该就是北京市的市长），有这份权力，1914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将这个皇家的园林初步建成人民的公园。如果没有他，不知道在北京要晚多少年才能建成一座公园。

　　当然，除了权力，还得有眼光和公心，将权力化为私利者，从古到今都大有人在。这便越发显得朱启钤的难得。当时，他向政府各部要求捐款改建这个公园，每个部都捐了一千块银元，他朱启钤一个人捐的也是这个数，足见和一般的官府之人不尽相同。

　　朱启钤本人不仅是官员，还是建筑家，中国营造社就是他创建的。中山公园改建之初，他新建了一些亭台楼阁，唐花坞便是其中第一批建的扇面式中西合璧的建筑。建了这个唐花坞之后，据说，他家有一株珍贵的昙花，高达五尺，每到花期，他都会让人把昙花搬至唐花坞，供众人观赏昙花一现的珍贵一刻。从另一个侧面，见识了朱启钤这个人。

　　如今唐花坞前的荷花池和水榭，也都是当年朱启钤主持挖的，建的。尽管有人批评水榭建的太偏于里面，发挥不了其作用，但是，当年有这样的设计，为百年后的今天还留下这样的景观，也实在是不容易了。

　　如今，外地游客到故宫的人多，到中山公园来的很少。在北京市内所有的公园里，我爱去中山公园，独自一个人走走，想一墙之隔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山人海，这里像是远避万丈红尘之外，有别处难有的清静。

　　每一次来这里，我都会忍不住想起上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夏天，我和同院住的小伙伴一起到唐花坞前的荷花池偷摘荷花和莲蓬的情景。荷花摘到了，莲蓬没有够着，再探身伸手摘莲蓬的时候，一脚打滑，落进水中，被公园的工作人员发现后救上，不客气地把浑身湿淋淋的我们带到办公室，一通数落之后，通知家长来公园领人。这成为我童年最羞愧的一件囧事。

　　但是，这并没有阻挡我去中山公园的兴致，以至于以后我上了中学，还常常会自己一个人到唐花坞去看花。记得初三那一年的寒假，我们学校高三的一位学长，取了一个笔名“园墙”，写了一篇散文《水仙花开的时候》，发表在当年的《北京文艺》杂志上，很是让我羡慕。他的这篇散文写的就是唐花坞里的水仙花，那水仙花我也见过，好多更好看更新鲜的花，在唐花坞里，我也见过，为什么我写不出这样漂亮的文章，也能发表在《北京文艺》上呢？那时候，我仿照着他这篇散文的笔法，写了好多篇唐花坞，没有一篇成功。

　　到唐花坞看花，我喜欢上了花。我曾经专门买过一本很精致的美术日记本，在扉页上自己题写了“花的随笔”几个美术字，专门记述看花的笔记。那时，我已经不只是到唐花坞看花了，哪个公园里举办花展，我都要去看。上高一的秋天，北海公园里有菊花展览，我跑去看。各式各样的菊花，成百盆，上千盆，铺铺展展，简直成了菊花的海洋。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多的菊花，回家后在日记本上赶紧写笔记，自以为收获不少。

　　老年之后，看邓云乡老先生的书，有一篇文章，他写北京的菊花时，说菊花是隐逸之花，然后，他写道：“千百盆摆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看头，因为显示不出其风格，况且千百个‘隐逸’聚在一起，那还叫‘隐逸’吗？弄不好还有聚众闹事、图谋不轨的嫌疑呢？”想起自己中学时代专门跑到北海公园去看菊花展览，不禁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