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不少朋友问我，为何近年我的关于书画随笔类小品文不断结集出版，如同下饺子般一碗接着一碗端出来。一开始我会耐心作答：实则这些文章并非集中在这几年写成，而是数十年来慢慢积累而成，碰巧有了出版的因缘，因而就整理出来付梓了。时间一久，我自己觉得这样的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真实情况还是近年来所见各类书画展览和文献多了，每见作品，往往有感而发。对于一些有学术含量和学术分量的材料，又碰巧与自己的研究兴趣相吻合，便写成学术论文或论著。而对于学术研究之余的零星材料——我将其称之“边角料”，食之有味，弃之不舍，遂援笔成文，新文加上旧作，也就成为各类文集。自癸巳入京以来相继付之剞劂的《画林新语》《画里晴川》《梧轩艺谈录》《鉴画积微录》及这本《画前月下》即是此例。

　　和以往文集相同的是，收入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首次结集出版。它们原本散落于各个角落：有的是受期刊约稿，临时应景之作，如《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有的是在报刊开设的专栏文章，如《居廉画犬》和《“到处天机奔放”——朱屺瞻的葫芦画》便是应《中国文化报》和《中国美术》之约所写的专栏小文；有的是媒体对我的专访；有的则是书评。但更多的还是因画而生感，不吐不快的即兴之作，如《侯北人葫芦画中的禅意》便是观摩辽宁省博物馆书画展览后当天在旅舍所写，《高凤翰画石之趣》是在偶翻画册之时引发作文的冲动，《何绍基的中晚年行书》是在观展和读书过程中的感悟，《周闲画葫芦》则是找到了与自己性情相似的契合点。从时序上讲，本书所收文章最早者有大学三年级时所写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画僧与诗僧的苏曼殊》，最新者有交付书稿的当月（2018年3月）所写的《张大千的双鲤鱼》，时间跨度达二十八年，但从数量上看，还是以2000年以后文章为多。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写作习惯，相信明眼人可略窥其渐进的历程；从内容上讲，都是与书画相关，有涉及书画风格、作家生平、书画鉴定、庋藏嬗变和题材解析，也有书画和影像类图书的评骘品鉴；从风格上讲，力图做到两“新”，一是材料的“新”，二是观点的“新”，这是我在为文时给自己预设的小目标，二者居其一或同时具备。

　　每本书定下选题和书稿后，给它起个得体的名字是一件颇费思量的劳心事。古往今来的作家和学者都曾有过相似的困扰。我自己的经验是，按照书的内容拟定若干备选的题目，写在稿纸上，写着写着，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这个题目就一定是书名无疑了。我就经常设想，一幅心仪的画悬于书案前，与画家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窗外月明星稀，草虫鸣叫，自己文思泉涌，伏案而书，这便是难得的理想生活了。但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案牍劳形，丝竹乱耳，常常梦想这种体验而不可得，于是在书写稿纸时就突然在“画前月下”时打住，它也就成为解渴的梅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