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更加坚定了他要平反历史遗案的决心 

　　早在1963年夏秋“社教”开始时，当时的陕西省委对本省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在陕西地区特别是解放较晚的关中、陕南地区，有些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陕北老区有些地方，社会主义革命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甚至明确判断：“陕西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肯定比三分之一还要多。”这些估计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同一级党委，后者在15年后再来否定和纠正前任的错误，这是需要责任和勇气的。马文瑞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又一次实事求是地选择了一反常规的做法。 

　　“马书记，社教中的问题，能不能不要再管了。不然就没完没了啦。”有不少同志私下里向马文瑞建议。马文瑞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作风。明知有错，避而不纠，这怎么行呢？”“当时的决策者眼下仍身居高位，人家听到会犯病的。” 

　　“那我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不能因为要照顾犯错者的心情，我们就把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威信置之一边呀。” 

　　那些日子，虽然在会上已经统一了认识，但会下仍有不少好心的同志劝他“三思而后行”。马文瑞认真地考虑了这些同志的意见。同时继续深入了解案情，掌握了大量耸人听闻的第一手资料，便更加坚定了他要平反这些历史遗案的决心。 

　　省委第一书记经过深思熟虑，在相关的会上明确表态说：“一个案子要不要平反，不能看是谁定的，是啥时候定的。而要让事实说话，甚至让数字说话。就拿社教中的这个案子来讲，正是由于当时省委过左的估计，使得‘社教’中仅长安县，就补划所谓‘漏划’‘地富反坏分子’152人，在县、区、社、队各级干部中清除‘钻进来的漏划地富反坏分子’493人，其中‘钻进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460人，补戴各类‘帽子’的2306人。就全省来看，1964年为此而逮捕6470人，拘留5000人；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脱产干部和教师1450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万人。三个‘社教’试点县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364人。所谓‘社教’运动，严重地搞乱了农村阶级阵线，使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遭到毁灭性打击。像这样巨大的冤假错案，我们要不要给予平反呢？” 

　　大家都沉默着，老半天无人表态。显然，这其中牵扯到了一场秦人皆知的“上层斗争”。马文瑞当然也明白，但他绝不是以给不给上层个别人面子来决定是否翻历史的旧账，而是要坚持真理，为人民着想。 

　　在座的各位常委和相关负责同志都深知，1964年11月底，中央派胡耀邦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就针对“社教”运动中“左”的错误，胡耀邦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纠正措施。1965年2月14日，胡耀邦在安康考察中发出《电话通讯》，提出四条干部政策，意在解脱那些含冤受屈的干部。但是，他的主张却受到来自西北局的严厉批评，连省委领导中支持他的人也一同遭到错误批判。6月20日，胡耀邦跟随叶剑英来陕视察后因病同机回京。结果，“社教”运动中“左”的错误继续蔓延。如今，在“社教”运动过去13年后的1979年，马文瑞把这个历史的积案的平反问题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不少人替他担心，怕引起新的矛盾。马文瑞出于公心，从来没有那么多顾虑和杂念。就这样，在马文瑞的关注下，“民主革命不彻底”的结论被完全否定，对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也有了公正评价。 

　　1979年1月21日的省委决定这样写道：“四清”中，有的同志提出“陕西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的口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民主革命补课，错误地补划了大批地主、富农；“文化大革命”中又大搞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打击迫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实践证明，陕西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这“两个不彻底”的估计和采取的一系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反对“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的路线，以及对陕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正确的。因反对批判胡耀邦而遭受打击的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等同志和省地县的一批干部都予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