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0周年，贝尔法斯特新落成的泰坦尼克号博物馆耗资1亿英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去参观。回顾百年前这艘号称“不可能沉没”巨轮的投建诞生，令人感慨万千——悲剧就在那时潜伏，命运般驶向毁灭之途。

　　塞缪尔·斯科特的墓前，不知是谁，献上了一束黄色的小花，还沾着露珠。墓碑刚立不久，还透着石头的味道。1910年，这个15岁的男孩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颅骨碎裂。这是“泰坦尼克号”的第一起死亡事件。他的家人没钱为他立墓碑，于是他就这样无名无姓地长眠了102年。这个男孩没有留下任何一点记录，甚至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人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不久前，一个爱尔兰女作家以他为主角，写了一本《泰坦尼克上的鬼魂》，写这个男孩如此热爱“泰坦尼克号”，以至于死后魂魄仍然追随这艘大船，并目睹了它沉没的最后时刻。 

　　一共17个人死于“泰坦尼克号”、“奥林匹克号”、“不列颠尼克号”三艘世纪大船的建造。 

　　寻找托马斯·安德鲁斯 

　　从贝尔法斯特往东，开车20多分钟，可以到达康博（Comber）。沿路是典型的爱尔兰风光——大片的田园、绿地、农舍，温暖的阳光，静卧的牛羊，隐约可见的河流与海岸线。Comber在英文中是“水相遇的地方”，大概是指康博河与湾（StrandfordLough）的交汇之处。这是一个曾经以土豆和威士忌而闻名的小镇。由于苏格兰人的竞争，1956年之后，康博威士忌就绝迹了。现在它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镇。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是托马斯·安德鲁斯（ThomasAndrews）的家乡。 

　　作为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者，托马斯·安德鲁斯是整个泰坦尼克故事里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创造者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毁灭。100年前的那个晚上，作为总设计师，他是第一个知道泰坦尼克号命运的人。尽管这艘巨轮号称“不可能沉没”，但在贝尔法斯特，工程师们已经预估了三种可能造成沉船的风险：1.它可能搁浅；2.它可能与另外一艘船或者障碍物相撞；3.另外一艘船可能撞向它。 

　　为了应付第一种风险，他们设计了双层底部。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它没有采取Lusitania和Mauretania（当时他们的竞争对手库纳德航运公司的两艘最先进的船）的双层船体设计。为了应付第二和第三种风险，泰坦尼克号安装了15个隔离壁，从而将船体分割为16个水密舱。只要水密舱的水超过6英尺，隔离壁的门就会自动关闭。还设计了总开关可以同时关闭16个水密舱。 

　　就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这样的设计已经相当先进，大部分的船只有一个或者两个隔离壁防止撞击。但作为代价，头两道与最后5道隔离壁只建到了D甲板的高度，而中间8道隔离壁则只设到了E甲板的中间位置，相当于只高出水面15英尺，相当于4米多。 

　　根据工程师们的风险评估，如果泰坦尼克号的船头遭到迎面撞击，即使前4个水密舱同时被淹，她仍然能保持漂浮状态。如果是遭到侧面撞击，即使两个中央水密舱被淹，她仍能保持行驶。他们大概想象不出还能出更糟糕的情况，所以泰坦尼克号一度被称为“永不沉没的船”。 

　　那天晚上，泰坦尼克号从侧面擦向冰山，前5个水密舱被划破。安德鲁斯第一眼看到冰山所造成的损伤，立刻对这艘船的命运下了判断：最多一到两个小时。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展开的调查中，幸存者的证词说，安德鲁斯在那一刻是十分冷静的。 

　　托马斯·安德鲁斯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每一艘他参与设计的船，他都会跟随她的处女航，以便观察她的操作，为未来的船只设计提供参考和建议。他的上衣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记录他在船上发现的问题和可以改进的地方。在泰坦尼克号上，他同样发现了一些小问题，如私人甲板上的鹅卵石有点暗，一等舱的衣帽架用了太多的螺丝。他还注意到书写室——为一等舱的贵妇人们设计的休息室很少有人用。他在想，是否应该把它变成客舱。但总体来说，他很满意。在从南汉普顿给妻子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件里，他写道：“泰坦尼克号接近人脑所能想象的完美。” 

　　19日，他的死讯才传到康博，传讯的人正是当年带着一支马队将泰坦尼克号的巨锚运到造船厂的人。 

　　贝尔法斯特：

　　泰坦尼克号的故乡？ 

　　贝尔法斯特冬天的夜晚，寒气逼人。站在泰坦尼克博物馆大楼的顶层，所谓的“泰坦尼克之角”像地图一样徐徐展开：码头、低矮的建筑、废弃的工地、雷根河连着贝尔法斯特湾，贝尔法斯特湾之外是爱尔兰海，爱尔兰海之外是大西洋。夜色下，女王岛的轮廓若隐若现，异常荒凉，那是一个逝去的时代的影子。 

　　1840年，为了拓宽和加深雷根河，从河底挖出来的淤泥在这里形成了一个185英亩的人工岛屿，后来被命名为“女王岛”。就是从这片淤泥地里，崛起了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此后150年的时间里，这个岛屿一度成为世界造船业的中心。在这里诞生的船只，曾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港口，不曾停泊过一艘来自贝尔法斯特的船；世界上没有一个水手，不曾拉过一根在贝尔法斯特制造的缆绳。 

　　由于来自日本的竞争，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在最近几十年内早已是明日黄花。他们的主要业务转向风力涡轮机，只是偶尔修一些船。但两个H&W巨大的黄色起重机，仍然占据着这个城市的天际线，提醒着这个城市与船之间曾经的关联。博物馆大楼的广场正中，蓝色荧光灯在地面上打出两艘巨轮的轮廓，每一个都足有3个足球场大。左边是泰坦尼克号，右边是奥林匹克号。定睛细看，还能清晰地看到100年前铺下的龙骨。广场空荡荡的，正对着码头，一阵阵强劲阴冷的海风直灌进来，人几乎难以站立。原来，100年也不过弹指一瞬。 

　　当地摄影师R.J.韦尔奇（R.J.Welch）的一张照片，真实地呈现了100年前的那个世界——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工人正在离开造船厂，背景里是高高悬挂着在钢铁吊架里的泰坦尼克号，一个赤脚小男孩正在喊卖《贝尔法斯特邮报》。这张照片捕捉了两个世界：那艘船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科技，最豪华的生活，而工人们正回到他们阴暗潮湿的家，没有热水，没有厕所，永远不够的面包。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船对于人的一种压迫性的震慑力量。爱尔兰作家费尔森·杨（FilsonYoung）曾经以“一个邪恶的梦”来比喻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正在建设中的泰坦尼克号时的感受。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泰坦尼克号的尺寸是非人间的。260米长，28米宽，11层楼高，总重46329吨（净重21831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三个蒸汽引擎，每个引擎驱动一个三人高的螺旋桨；一个舵高23.7米，重101吨，29个锅炉，每一个重达100吨，4个烟囱，每一个高47米，宽7.46米，锚重15.5吨，需要20匹马才能从码头拖到造船厂。那个年代，人们之所以如此相信泰坦尼克号是“不可沉没”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如此之“大”。“大”造成了一种安全的幻觉，甚至使后来船上的乘客们明知船撞到冰山，仍然不肯跳船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