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西迁重庆，业务比较清淡，总经理陈光甫常以读书消遣，与一些同样避难后方的文化人多有来往。1941年，著名学者林同济从昆明来重庆养病，便成为陈府的座上客，有一段时间还担任了陈的“读书顾问”，就住在陈的家里。

　　林家是福州的望族世家，本身又是洋博士，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和复旦大学任教。1937年盛夏，蒋介石召集全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到庐山座谈，听取各方人士对抗日救国的意见，史称“庐山谈话会”，林同济也在受邀之列。

　　据林同济回忆，他与陈光甫结识，介绍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学，时任陈光甫英文秘书的冀朝鼎。稀奇的是，陈光甫这位才华横溢的秘书，还是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

　　在重庆，林同济向陈光甫询问，上海银行是否可以出资，创办一家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专门图书馆，获得陈光甫的肯定。林同济后来回忆说，“我认为上海城市太商业化了，最好办个‘西方思想图书馆’，专收文艺史哲方面的书刊，一则可显出上海银行不是生意经，而是努力为‘纯文化’服务，二则将来中国文化革新，总须要吸收西方思想的精华，办个这样的图书馆，意义亦大”。抗战结束后，陈光甫果然没有食言，由林同济操办，1948年6月，海光图书馆创办于上海。

　　据林同济说，采用海光一名，暗合上海银行与陈光甫，也与上海银行行刊“海光”名称一致。海光图书馆的英文名称，为“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以求名实相符。

　　图书馆设在番禺路209弄16号，是一座三层楼的洋房，这座小洋楼原先是上海银行返沪后，买下来给陈光甫住的，陈光甫觉得不合适，又让给了林同济办图书馆。由于对外开放，藏书富有特色，这家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很大。图书馆的图书来源大致有三：

　　一是请人在欧美购买寄回，其中不少还是从私人和旧书店淘来的旧版珍本。1946年底，林同济在国外一次就采购了英、法、德文版书刊约三千美元。二是林同济利用游历欧美的机会，与国外一些大学图书馆接洽，请求捐赠一些“复本”；三是一些社会名流如孔祥熙、张嘉璈等也向图书馆作了捐赠，书上都有他们的捐赠印记。其中包括德文原版马克思的《资本论》。

　　除对外借阅外，海光每一两周开个读书报告会，由研究组成员轮流举行讲座，或邀请馆外专家前来举办讲座，题材广泛，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包，有“朵斯陀叶夫斯基的小说”，也有“美国期刊上的几个问题”；张君劢来讲“中国宪政”，复旦大学教师则讲“马列主义的要旨与文献”，听众有银行职员，也有外界普通读者。 

　　1949年5月18日，上海即将解放，陈光甫已经离开上海逃亡香港，海光图书馆突然遭到军警特务的包围，包括林同济在内的所有馆员，甚至在馆内的读者，统统被军警押回看守所，讯问馆里谁是共产党，藏了些什么共党的书刊。第二天，又把他们押回馆内，不许任何人外出，翻箱倒柜搜寻进步书刊，扬言准备将他们“集体枪毙”。林同济本人也被上了手铐，关在图书馆的三楼受讯，要他交代“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的情况，直到解放军开始攻进市中心，这班特务才匆匆散去，折腾了六天六夜的“海光事件”才结束。可笑的是，那个带头抓人的特务，经林同济介绍跑到香港拜访了陈光甫，然后去了美国读书。

　　号称沪上八大图书馆之一的海光图书馆，解放后不久宣告关闭，藏书由上海市人民图书馆接收，后全部移交给上海图书馆。今存《上海图书馆前海光图书馆图书目录》一册，藏上海图书馆，可资参考。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和中国旅行社均占有重要地位。但陈光甫多次对人说起，他一生事业不是“两大杰作”，而是“三大杰作”，还应包括颇具特色的海光图书馆。的确，如果假以时日，日积月累，上海一定会有一座别具特色、典藏西方思想文化的专门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