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从微博上看到一群学生为王智量先生搞文学生涯60周年的庆祝会，我虽未能忝列门墙，但对我尊崇的王智量先生还是要补表敬意，书一联：“他山取美玉，玄奘译经功有望；己难作风流，王良饥饿史长镌”送去，因而获得他的新书《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我在《上海文学》上看过其中几篇，觉得非常好，给他打电话，他又给我发来几篇电子文稿，愈加好，所以一直等他的书出版。拿到书后，回家在地铁上就迫不及待地翻阅，到家后连续几天有空即读。不管以前是否看过，都唏嘘不已，一样的冲击与涤荡心灵。但看到《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却再也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论记述的苦难，与书中其他篇比起来可说是小菜一碟，为何如此感人至深呢？

　　故事是这样的：1969年炎夏一天，同是难友的老章（被开除的大学教师）来看他，见他家父母年老，极端贫困，难以维持生计，就向他提议拖欠房租，但因为老章认为这是“教唆”他“犯错误，搞不好可能当现行反革命”，所以，连续三天中午过来，被他再三逼问，才吐露，还先说：“一想起我——我要给你——你说的话，我都不敢从——从毛主席像前走过。”他采纳了此建议，用拖欠的房租维持生计。到1977年，王智量先生到英汉大词典去做临时工，就立刻恢复按月缴纳房租。1979年落实政策，他工资恢复到1957年前水准，老章也冤狱平反，回大学教书。在老章家庆祝晚餐时，老章提出现在可以订个计划，把一千二百多元的欠租还了，老章帮他承担一半。正准备这样做，中央文件下达，对错划右派确实生活困难的一次性补助，学校给了他最高的400元。他单位领导还主动帮他把这四百元缴了欠租，把房管局收据交给他。仅几天后，他得到通知，根据国家政策，一笔欠租可以完全免除，但他“自愿”补交的也就不还了。后来又知道，那位不辞辛劳地帮他去领钱与缴欠款的领导是事先知道有国家免除欠租这回事的。老章妻子很气愤，要王教授去讨还，老章说：“怎么能去讨回来？交也是应该的嘛。国家免掉是国家的好意，自己补交是自己的责任。做人，要凭良心啊！”看到这里我泪眼模糊。

　　我又回过头来看文章的开头：“老章死了。是累死的。为养家，他退休后一直在不停地工作。”而1979年他刚平反，就豪气万丈地说：“我现在每个月有一百四十多元钱。帮你还一点债，我做得到。再说当年是我叫你欠的嘛。我有责任嘛。”我看到这里，眼泪又夺眶而出。

　　对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任何评价都是多余的。这两天微博上在讨论中小学语文教材，我强烈建议这篇文章收入教材。今天的孩子可能一开始不大懂，但以后会懂的，懂了以后，这种精神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可以栉风沐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