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之湄 

　　【嘉宾】

　　朱伟珏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齐科长

　　某公办养老院业务主管

　　徐超

　　上海海阳集团董事长

　　主持人的话

　　根据近年的一项统计表明，上海没有子女陪伴在身边的老年人总数达94万余人，从2013年起，上海新增老年人口中八成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如何养老，不可避免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本期谈话邀请了社会学家、养老机构主管和养老事业经理人一起来谈谈：你还可以这样养老——

　　坦然接受来自亲人的照顾和各种公共服务，享受有尊严的晚年

　　主持人：目前国内一般有些什么样的养老模式?对于选择进入养老院，不少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无可奈何的最后一遭，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伟珏：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养老模式，即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中国传统文化以“孝”为核心，由子女照顾老人的家庭养老受到普遍欢迎，也是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养老模式。中国社会居家养老率高达97%（90%为家庭养老，7%为社区养老）。而随着独生子女及核心家庭的大量涌现，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今后，包括养老院在内的机构养老模式（目前仅占3%）将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选择。与中国不同，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子女较少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而且老年人比较自立，不太愿意麻烦和依赖子女。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度过自立和有尊严的老年生活十分重要。所以国外许多老人愿意独立生活，如果体力状况不允许，则大多会选择进养老院或老人公寓，而不会将此看作是被亲人或社会的遗弃。我曾常年旅居日本。在日本，机构养老（包括养老院和老人公寓等）是一种较为普遍也得到老年人认同的养老模式。日本老人具有较强独立性，不喜欢依赖子女。在他们看来，进养老机构接受公共服务体现了个人的尊严。由于日本是较早步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所以各种老年设施完备，能基本满足多层次人群的需求。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利用已经关闭的幼儿园、中小学校舍（日本因少子化不得不关闭很多学校）改建的养老院。这些养老设施因紧邻社区而深受欢迎，既解决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使得老人们可以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 

　　主持人：所谓“养儿防老”在今日社会还靠得住吗? 

　　朱伟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三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早已解体，由父母和独生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主流。随着成年子女的离去，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社会养老将成为今后主要的养老模式。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有必要树立一种全新的养老观念。在这方面，西方发达社会强调自立性、有尊严和有意义晚年生活的养老观念可以作为有益的参考。 

　　事实上，我周边有许多上海老人都很自立。他们有尊严地安享着晚年生活。由于有退休金，这些老人经济上不用依靠子女，即便在生活方面也不愿意麻烦子女，尽量自己克服。以我旅居过的日本为例，日本人普遍认为养老问题应该由政府和自己共同解决。在养老问题上，子女承担的责任向来较少，除了人人都加入国民养老保险外，很多人还会购买各种商业养老保险。我认识一位大学女教师，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规划养老，每月要支付13万日元（约合1万人民币）的商业养老保险金。 

　　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会尽早开始自己的养老规划。目前阶段来讲，主要做些财务规划，不过我们国家为养老准备的理财产品太少，无法满足需求。至于将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接受公共养老服务，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可以接受社区养老，如果体力不允许的话，则可以在养老院或老年公寓安度晚年。

　　让老人安心在养老院生活，需要社会、老人和子女共同配合

　　主持人：老人被送进养老院养老，子女总会被认为是不孝，你觉得呢? 

　　齐科长：我进入养老这个行业近10年了。记得刚入行的那几年，子女送老人来养老院的确会有精神包袱，生怕被指责不孝，而老人心里也会有疙瘩，总觉自己好像被遗弃了。但近年来我发现情况在变化。有些子女觉得能把家里的老人送进像我们这样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显示了自己有实力有人脉，觉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以我所在的养老院为例，我们有500多个床位，在中心城区的养老院中是比较难得的。护理人员的配备、各项设施的落实是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的指标配置的。我们目前入住的老人中有3位百岁老人，90岁以上的老人92位，还有三分之二失智失能的老者。这样的老人如果居家养老，子女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也有些家庭给独居老人找保姆，结果，不少保姆反仆为主成为家庭的主导，给老人和家庭带来更多的担忧和麻烦。 

　　主持人：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养老院的不良新闻，还有种说法送老人去养老院等于给老人折寿，情况真是这样吗? 

　　齐科长：我觉得在这方面媒体的报道有误。据我的观察，真实的情况真的并非如此。我也考察过不少民营的养老院，平心而论，为了生存需要，它必须得计算成本，在硬件配置上很难达标。护理人员配备不足，有些时候的确力不从心很难顾得过来。但同医护人员一样，我想，大部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出发点总是希望把事情做好的。看了那些负面报道，作为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觉得挺委屈的。我们做过统计，在我们这里养老的失智失能老人平均寿命延长了3-5年呢。要让老人安心在养老院享受人生需要社会、老人和子女共同的配合。比如，选择进我们养老院的，我就会事先同家属沟通，让他们在正式决定之前，先带老人过来了解一些情况，熟悉一下环境。送老人入住以后，尤其是头一个月，要经常来看看他们，要给他一个过渡，不要让老人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般，一个月之后，老人就会渐渐适应并且喜欢上我们这里的生活。至于有个别送进养老院提早离世的老人，在我看来，最大一部分原因是事前没做好老人的工作，家属不配合，送进来就不管不顾，老人心里落差大，导致提早离开。说实话，现在收老人，我会嘱咐工作人员多了解一下家属的情况，如果家属一开始就表现得很难缠，我会建议暂时不收。我这样做其实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有些家属平时根本不来看自己的父母，一旦出了事情就立刻来兴师问罪。我以前是学医的，我们对老人的主张是能坐着就不要躺着，能站着就不要坐着，我们会每天带他们活动，做保健操手指操。但毕竟是行动不方便的老人，百密一疏，难免会出一点差错，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老人家属的理解。 

　　主持人：老人在养老院一天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你们养老院的收费一般老人能承受吗? 

　　齐科长：我们严格按照行业协会要求配备软件硬件的。对于那些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我们的护理人员要定时巡视、给他们翻身。对于行动自由的老人，这里的生活内容很丰富，有15门老年大学的科目，老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上。定期有志愿者来陪老人唱歌、做操、说话。一般六人间的话，每月花费2500元。双人间的话，收费会贵一些。

　　科技手段可以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精神需求需要亲人的呵护

　　主持人：您从事老年事业多年，觉得什么样的养老方式是目前比较可行的? 

　　徐超：我做过统计，在中国社会，80%的老人不喜欢离开家去养老院。即便选择养老院，大部分老人也不喜欢到偏远的郊外，哪怕那里的硬件设施好空气好。现实情况是，中心城区的养老院很少。建立一个养老院必须符合很多相关标准，这些标准在中心城区实施起来非常困难。这就造成了中心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而远郊有不少设施不错的养老院空置。我听说过老人申请养老院一个床位，排队要排10年！我考察过不少国外的养老院，在欧洲、日本，社区如果有五六个床位就可以设一个养老院。但在国内目前显然还不太可行。从国情出发，对于中国的老人来说还是居家养老让老人觉得安心而又自尊。但目前的问题是，子女通常比较忙碌，很少抽得出时间来探望老人，他们容易陷入孤独、寂寞和精神危机中。 

　　主持人：你所在的区域推出的社区养老服务很受老人欢迎，这是一项怎么样的服务呢? 

　　徐超：我始终觉得“关心老人的今天就是关心我们的明天”。我所在的区是全国首批养老服务示范区，我们有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信息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平台”，实现了全区养老服务的全覆盖，这个平台也算是国内首例。我们现在推出的养老服务就是在老人家中装上一个客户终端，老人有需要，可以通过这个终端联系我们的养老中心。老人们可以用“一键通”电话或手机，拨打我们的热线，预约个性化服务。比如，如果老人感到身体不适或发生紧急情况，只要按下特定的一个键就能接通中心平台，平台电脑屏幕上会同步跳出按键人住址等各种信息，工作人员可马上通知救助员赶赴现场，有紧急情况还可以通过信息直接通知老人的子女。当老人需要陪医取药、助浴洗涤、送餐购物、理发做饭等服务时，可用“一键通”向中心平台预约项目和时间，上门的助老服务员随身带着POS机，老人可用服务卡结算费用。有时候，老人拿着电话和我们的助老服务员能说上一个多小时，这样的情形让我感到既欣慰又心酸。目前全市有4个区域已经有我们的服务了。 

　　不过，我觉得无论养老业怎么发达，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就我们个人而言，还是应该多花点时间关心老人。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解决居家养老的实际问题，老人的精神生活还是需要子女的关心与呵护。

　　【结束语】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给女儿的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准备，等年老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不会让我们成为你们经济上的负担。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担心你们不孝顺而是太爱你们，太在乎我们会成为你们的负担……” 

　　虽然大多数老人没有雄厚的经济能力，但他们有个共同心愿：宁愿让孩子“啃老”，也不愿意自己“啃少”。父母的爱心令人动容，如果每一个子女能够用心去关心自己的父母，如果今天的我们能够早早规划，做一点物质上精神上的准备，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制定更合理的政策，让养老院、社区养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更合理地铺展，享受美好的老年生活应该不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