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中断处境艰难

　　据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孔海珠介绍，她历经20余年，访问周扬、夏衍、胡乔木等亲历者，并查阅大量文献后了解到，1934年至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等遭到毁灭性破坏，仅1935年2月19日，就有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36人同时被捕。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下文简称“文委”）五个领导成员中，只有周扬和夏衍幸免于难。

　　虽然中央局等机关被破坏，幸存的地下党员也与上级和中共中央中断了联系，但是，“文委”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文简称“文总”）的100余名文艺界党员在短暂的隐蔽、转移后，重新集合起来，在暂时没有上级领导和活动经费的情况下，以文艺活动等形式，自发顽强地开展斗争。

　　当时，周扬的公开身份是正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作家，夏衍在电影公司工作，胡乔木是一名中学教师，他们通过这些公开活动赚钱糊口并掩护开展地下斗争。在白色恐怖下，他们的境遇十分艰难。

　　夏衍曾经回忆说：“当时，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是爱国群众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另一方面是我们在白区得不到一星一点党中央和红军的消息，内外反动派通讯社和报章宣传的是‘剿共大捷’之类的谎言，连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我们也一无所知。”

　　因地制宜开展斗争

　　文艺界党员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开展斗争。1935年夏，周扬重组“新文委”领导班子，一方面重整组织，一方面积极寻求领导。得不到中央的指示，“新文委”便想方设法找到共产国际文件，了解国际局势。他们首先从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看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后来进一步找到全部文件，马上组织翻译并油印刻写，散发给盟员。近期发现的《文报》第11期附刊《研究资料》第1期，保留了当时的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反映了他们以文件的新精神武装思想，寻求正确路线的努力。由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张浩从莫斯科返回瓦窑堡历时三月，随后才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原文交给党中央，因此，上海“新文委”领导下的各盟员看到这些已经翻译过来的文件实际比党中央还要早了几个月。

　　“新文委”还制定了新的纲领草案。“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致力组织各行业的救国会，大力输送干部推动这项工作，使妇女界救国会、各学联等团体的活动大有起色，同时，改善了党和群众的关系，突破“左”倾关门主义的作风，打开了工作局面。直至1936年初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并与党中央建立联系期间，“新文委”的地下斗争开展得卓有成效，对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建立上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报记者  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