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3:星期天夜光杯·上海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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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岁月里的红色学堂
张玉菡 雨非
外国语学社
王会悟
上海大学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校址
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
学生时代的丁玲(左)与王剑虹
烈士顾正红是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培养出的工人先锋
于右任书写的上海大学校名
平民女校
于右任致杨杏佛的信
  ◇张玉菡  雨非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了人才培养对于革命事业和中国富强的重要性。在上海这座中共创建的红色之都,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一批培养各类人才的红色学堂。在艰苦岁月中,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并不完善、存在时间也较短,却吸引着各类青年不远千里辗转投奔,为追求社会进步而勤奋求知,为上海城市烙上了最初的红色印记。

  壹

  培养时代先知的“留俄预备班”

  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创办的第一所人才培养学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运动后,学习苏俄、介绍社会主义成为进步青年的共同选择,研究俄文、到俄国去成为进步青年的心中向往。恰巧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进一步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这就为外国语学社的成立创造了条件。1920年8月,陈独秀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随之又领导创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掩护党和团,外国语学社成立的时机便成熟了。

  1920年9月,外国语学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6号创立。1920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刊登着《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广告打出“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俨然是一个单纯的外国语学习机构。可学社负责人和教员大多有着革命背景。学社负责人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作为秘书从旁协助。俄语教员起初由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和杨明斋担任,后又延请王元龄执教,日文教员为李达、英语教员是袁振英、法语教员是李汉俊、世界语教员为俄国新闻记者斯托比尼。学社的学生大部分是由陈独秀等各地共产党发起组介绍来的进步青年,主要课程以俄文学习为主,学社也因此被学生们戏称为“留俄预备班”。怀抱着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苏俄的向往,这些进步青年们在新渔阳里6号底层仅有几排课桌和长凳的简陋课堂里,一面学习俄语准备赴俄,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下参加各类革命实践。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从1921年春开始,学生们陆续赶赴俄国,开始了在俄国半工半读的岁月。赴俄留学的特殊经历成为这些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他们当中有日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有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领袖俞秀松、任弼时、李启汉、汪寿华,有政治活动家罗亦农、王一飞、吴芳、任作民,还有默默为党的事业奉献心血甚至献出生命的革命者。而他们共同的起点就是上海霞飞路上的那所外国语学社。

  贰

  妇女迈向新社会的第一步

  1921年底,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各方面工作亟待展开,但人手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特别是能够领导妇女运动的女性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经陈独秀和李达商议,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1921年12月,借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平民女校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号和44号)诞生,实际负责人正是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

  平民女校分高级、初级两个班。高级班主要进行理论学习,科目有国文、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博物、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教员包括邵力子、陈望道、沈泽民、沈雁冰、李达、陈独秀等。此外还有两小时的讲演,由教员轮流讲演关系平民女子切身的问题。还有一些党的负责同志或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等经常到校向学生作政治时事讲演。在高级班学习的学生有丁玲、王剑虹(后为瞿秋白妻子)、王一知(后为张太雷妻子)、王醒余(王剑虹姑姑)等。她们大都具有中学文化水平,受五四运动影响,不满于一般女校的贤良教育,追求改造社会的办法。丁玲就提到:“我的朋友王剑虹认识在上海办妇女刊物的王会悟,王会悟告诉王剑虹上海有一所平民女校,要我们去。我和王剑虹就去了。我们是为着寻求真理而到上海去的,当时想半年后就能得到的中学文凭丢了就丢了,大学不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平民女校的初级班学生有钱希均(后为毛泽民夫人)、秦德君等十多人。有些是共产党骨干的女眷,公开招生时也有一些从封建家庭逃婚的女子和贫穷女子前来上学。她们往往组成工作组,从事缝纫、织袜、编织等工作,做半天工,读半天书,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

  从《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平民女学校缘起》中可知,平民女校的创办初衷,一为创办真正属于民众的女子教育,二为提供女子勤工俭学的机会,三为辅导女子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四为提供年长失学女子求学的机会。实际上,除了理论学习和勤工俭学外,平民女校的学生常常去往小沙渡、叉袋角一带女工较多的纺织厂、烟厂去进行宣传鼓动、贴标语、发传单,还为生活困难的工人募捐。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等活动中,也都活跃着她们的身影。平民女校第一次将改善妇女地位和革命事业结合起来,诚如李达所言,是“新社会的第一步”。

  叁

  为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先锋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不仅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响应的基础上,还与当时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密不可分。沪西小沙渡曾是近代上海工厂密布的工业区之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常常使工人苦不堪言。1920年10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在槟榔路锦绣里(今安远路62弄)开办工人“半日学校”,以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培养工人骨干,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团体。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成为全国最早由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工人学校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8月,小沙渡劳工“半日学校”更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任校长。成立之初,报名入学的工人有200人。由于工人自办的学校在当时很少,引来《申报》、《民国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据报道,学校每日上午7时至9时针对夜工工人教学,下午7时至9时针对日工工人教学,通过贴近生活的方式将深奥的理论传播给工人,在工人群体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1922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当局封闭,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被迫停办。但小沙渡的工人补习学校却没有因此消失。当年秋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在小沙渡开办了两处工人补习班。日资纱厂工人孙良惠在那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上海纺织工人中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春,两个补习班合并成规模更大的工人补习学校。他们利用当时国民党和上海教育界正在普遍开展平民教育的机会,在学校大门口公开贴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大字条。为了吸引更多工人进校学习,工运积极分子杨之华常常一身纺织女工打扮,深入工厂关心女工的婚姻、孩子、住房等问题,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深得女工的信任和尊敬。1924年9月1日,邓中夏、李立三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参照长辛店和安源工人俱乐部的经验,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不仅培养了顾正红等一批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小沙渡第一个党组织和第一个地区党支部——中共沪西党支部也从中诞生。

  肆

  养成建国人才的弄堂大学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上海的弄堂里创办了各类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班,甚至参与创办了一所大学。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10月改组为上海大学。由于学校一度设在青云里、时应里等弄堂里,时人戏称其为“弄堂大学”。

  上海大学最初的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正值国共双方酝酿第一次合作期间,于右任延请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进校来共同创办上海大学。邓中夏被任命为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任新开设的社会科学系主任。邓中夏为上海大学拟定的章程中确定了“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宗旨。瞿秋白也在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此,邓、瞿二人为上海大学聘请了一支具有真才实学、各有所长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既有中共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无党派人士,如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美术科主任洪野等。上海大学的课程内容兼容并包,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又有戴季陶、叶楚伧等国民党要人宣传国民党政纲和三民主义的讲座,还有胡适等当时著名的学者所作的学术性质的精彩演讲。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共合作推动下的大革命浪潮影响,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加之共产党教员的课程注重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大多又理论联系实际,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或是国内外时事,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影响力在教学中逐步凸显出来。其中,以社会学系最具代表性。该系第一学年的必修课共有十门,除了两门外国语外,其余八门都是社会学、社会进化史之类的马列主义课程。

  随着国民革命进程的推进,上海大学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开展各种群众性、政治性活动。他们办起了平民学校、工人夜校,在工友、职员、妇女、青少年中普及文化知识。他们积极参加国民会议运动,欢迎孙中山北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文化,他们积极加入到非基督教运动中。五卅运动中,上大师生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学生讲演团”,发传单,写标语,走上南京路进行反帝示威大游行,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到了北伐前后,上海大学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全方位人才的大学。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李硕勋、刘华、阳翰笙、何挺颖、郭伯和、顾作霖、杨之华、张琴秋、钟复光等等,都在“上大”学习并走上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上海大学还培养出了施蛰存、戴望舒、孔另境、谭其骧等著名文学家、历史学者。而更多的学生学成后则回到了家乡从事基础教育事业,为中国的近代教育、中国的文化传承默默贡献了一生。正如邓中夏所指出的那样:“上大学系虽杂,而各欲以所学从各方面企图建国目的的完成则一。只此一片耿耿孤忠,是我们大多数教职员和学生所不能一日忘的。所以努力从事的这便是和别的大学不同的地方,也便是上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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