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美国纽约市的22岁黑人姑娘塔尼娅知道，她与许多同龄人不一样。

　　因为塔尼娅一出生就从母体感染了艾滋病毒（HIV），6岁起接受治疗，必须终身服用抗艾滋病药物，而且承受健康风险和社会歧视带来的压力。

　　从首次发现儿童感染艾滋病至今已30年，当年的儿童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不少幸存，长大成人，像塔尼娅一样。他们被称作“HIV一代”。

　　不能说的秘密

　　塔尼娅坐在一家编织铺子的木头圆桌旁，向56岁的退休护士苏珊·莱德利展示文身。莱德利看完，笑着卷起袖子，露出自己的文身。

　　两人年龄相差悬殊，种族不同，却亲如一家。这样的亲密关系始于塔尼娅6岁时，她被祖母带着去莱德利当护士的诊所接受抗艾治疗。

　　塔尼娅的母亲患有艾滋病，塔尼娅出生后不久，也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没有马上接受治疗，直到快上学时才去看医生。塔尼娅记得，她连踢带推，不让莱德利打针。莱德利找来3名大夫帮忙才“制服”她。从那以后，莱德利成为塔尼娅的指定抗艾辅导员，每周至少见一次面，给她开药，定期做体检，提供心理辅导。

　　莱德利看着塔尼娅长大，现在，她和同行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因为他们的患者长大成人，开始谈婚论嫁，考虑生育。由于社会对艾滋病的偏见和误解仍相当严重，像塔尼娅这样年轻的病毒携带者害怕告诉性伴侣实情。

　　莱德利主张塔尼娅说实话，但塔尼娅至今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她与男友亲热时坚持用避孕套，有时男友问她是否她“有什么事瞒着”，塔尼娅就以不想怀孕为由搪塞。

　　18岁的英国青年克莱夫也有一个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他在9岁时，因为耳朵疼跟妈妈去看医生，接待员在电脑中录入他的病历内容时读出声来，戳穿了家人一直竭力对克莱夫隐瞒的真相：他出生时就从母亲身体感染艾滋病毒。

　　艾滋病专家指出，社会给艾滋病患者贴上耻辱标签，导致医生和家长对感染病毒的孩子长期隐瞒真相。

　　“过着两种生活”

　　得知真相后，克莱夫意识到妈妈每天给他吃的“糖”是抗艾药，从此看到妈妈从柜子里取出“糖”就躲进卫生间不出来，或者假装吃下去，随即吐出来。他试图忘掉自己是病毒感染者，结果因为不按时吃药而三次走到死亡边缘。

　　最让克莱夫痛苦的是旁人对艾滋病的看法。“社会逼我过着两种生活，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却要对外人守口如瓶。这么多人把感染艾滋病毒看成是肮脏的事情，我感到气愤。我受不了这种耻辱和秘密的生活。”

　　像克莱夫一样，24岁的保利娜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病毒携带者。“从5岁到17岁，我一天要吃23片药。由于学校和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无知，我必须偷偷吃。”保利娜曾一年半没吃药，结果生病4个月，其中1周在重症监护室度过。

　　保利娜的儿子没有感染病毒。她不敢想象等儿子长大，知道妈妈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时，儿子会做何反应。她说，只希望到那天，“艾滋病的耻辱感已经减轻，人们可以坦然谈论艾滋病毒，我们不再需要躲藏。”

　　保利娜如今给携带艾滋病毒的儿童做心理辅导员。她说，这个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根本没变”，“人们不相信出生时就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能正常生活”。

　　20岁的玛莎不怕旁人异样的目光，勇敢承认自己是病毒携带者，抓住每个机会为和自己境遇相同的人呼吁。她多次站上抗艾滋病国际会议讲台，与议员见面，给其他出生时就感染病毒的年轻人做心理辅导，给杂志投稿。玛莎说：“艾滋病毒是我生活的一小部分。我控制着它，而不是它控制我。”

　　即便如此，勇敢的玛莎也不得不承认，HIV一代的成长道路比有其他先天缺陷的孩子坎坷得多。

　　关注“抗艾先锋”

　　莱德利2010年退休，不再担任塔尼娅的抗艾辅导员，但仍经常提醒她坚持服药。

　　不少感染者和患者需同时服用两三种抗艾药。一旦间断，艾滋病毒就可能“苏醒”，产生永久抗药性。

　　美国2005年启动“儿童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群体研究”，希望了解长期服用抗艾药物对儿童患者心理和生理的影响。

　　“这些孩子是抗艾先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青少年艾滋病研究员乔治·斯贝里说。他表示，医学界应跟踪这代人的成长，观察病毒和抗艾药物在成年后对他们的身心影响，“这是为他们着想，也是为今后和他们一样的小患者着想”。

　　艾滋病研究专家说，感染艾滋病毒使心血管健康和精神健康受到巨大威胁。研究显示，不少从小接受抗艾治疗的感染者和患者心脏异样，胆固醇水平高，出现肥胖、葡萄糖不耐等糖尿病前兆的比例偏高。

　　研究显示，儿童艾滋病毒感染者患抑郁、药物滥用、注意力缺失、学习障碍等疾病比例偏高。

　　塔尼娅现在的抗艾辅导员伊冯娜·金根说，对于“HIV一代”，长大成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仍有太多问题没有答案。